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到解决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持中国统一。

   递进民主制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标准。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因为每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异质性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因此从民族角度，独立与否已经没有重要意义。独立可以得到的是主权。主权能给民族精英提供舞台和带来荣耀，却不会成为民众的目标。主权只能被最高领导层享用，下层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独立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在递进民主制中，独立对下级而言只是上级比原来少了一层——如西藏的地区一级原本上面有北京、拉萨两层，西藏独立能使上面只剩拉萨一层，其他方面不会有实质区别，各地区仍然是“地方”。那么追求独立的价值对它们何在？西藏最高层也许愿意通过独立得到主权，但是递进民主制使其不会去做其选举者没有动力之事，或者强行做也得被罢免。

   前面谈到达赖喇嘛的未来西藏政治架构设计，其中“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的链条会在骤然民主化时形成“广场效应”，带动民族独立。但只要实行递进民主制，意见领袖的激进程度便会随之降温。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以往靠煽动大众的感情获得选票，现在只能参加逐层递选。“议”与“行”统一在一起，“议”就得负起责任。

   意见领袖的理智化会影响媒体，因为意见领袖是媒体的思想来源，甚至就是传媒圈中人。虽然媒体总有追求市场的动力，但少了追逐权力的因素，就比较容易摆脱“政治正确”的氛围，各种意见都敢出头，形成观点平衡，从而降低对大众的单向煽动，带给大众多样选择，反过来也会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市场压力，形成正循环效果。

   更重要的是递进民主制切断了“大众→议员”之间的环节，使得即便“意见领袖→传媒→大众”仍能在互动中产生激烈情绪，也会由于“大众→议员”环节的切断而被阻隔在决策之外。大众选举议员会使议员受大众局限制约，从而在选举领导人和任命政府时不得不迎合“民意”，把大众局限延伸施加给政府。递进民主制不再选举议员。由西藏各地区长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可以说具备西藏社会的最高理性，能充分认识到独立的不利和带来的危险。他们会保持理智行事，并这样要求他们选举的西藏领导人。有了这种提升理性的层次，即使社会仍然存在要求独立的情绪，“隔层保护”的性质也能使西藏领导人按照对整个民族最有利的方式去做。其放弃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明白西藏打不过中国，而首先是因为递进民主制已经能最好地实现“高度自治”，不再有西藏独立的必要。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第三篇 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第三章 不同民族与族群的共赢第三节 递进民主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