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应出版社要求让我为他的书写序时，我曾百般推脱，嘴里说写序是老人家做的事，心里知道给他的书写序费力不讨好。他的书字字用生命血泪铸成，有什么序能与其匹配得起？

   廖亦武的世界是我不熟悉的，无论他早年混世魔王式的诗人世界，还是后来倍受凌辱的犯人世界，都离我遥不可及。虽然我也接触过社会各个方面，常去社会底层走动，包括尝过铁窗滋味，但是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其间。或者说，我从来没能“忘掉”自己。而忘不掉自己，也就不可能彻底真实地融入那些世界。在这方面，我比廖亦武脆弱许多。他在这本《证词》里呈现的狱中生活，是我无法想象能忍受的。当然，能否忍受不由想象决定，现实力量最终可以迫使人忍受一切，我只是没有落入过廖亦武所面对的现实而已。

   廖亦武平时总是开玩笑和恶作剧，毫无苦难痕迹。不过那也许正是由苦难造就的。一次旅行路上，我一大早叫他起床，声音稍大了一些，他惊悸地从梦中一跃而起。虽然随后他立刻恢复了嬉皮笑脸，但那个瞬间让我痛入心扉地看到监狱再现。那时他已出狱数年，但恐惧仍然不可根除地深埋，成为始终伴随的条件反射。

   看廖亦武的书，可以切身明白人是怎样变成渣滓的。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我并非说只有中国的监狱有问题，哪个国家的监狱都非舒适之地，也都免不了犯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但是“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廖亦武书中揭露的事实是惊心动魄和难以思议的。经受过那种屈辱的人出狱后重新犯罪和报复社会，在我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廖亦武是少数没有就此沉沦的人，更可贵的是他也没有反过来把自己描绘成不染污泥的“英雄”——那是多数描写政治犯作品的共性。在他的书中，他和那些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始终在一起，命运与共，同他们一样哀嚎、下贱、愤怒和自暴自弃。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比其他书更有资格称为历史的证词。

   正如廖亦武所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廖亦武的写作道路是被他自己的生命轨迹决定的。而他生命轨迹的转折点就是监狱。如果没有监狱，他可能只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诗坛嬉皮士。监狱的经历使他从此变成独一无二的历史证人，成为今日中国千万不为人知且不能发声的底层贱民的代言人。

   以往的历史不是被强权书写，就是被知识人的孤芳自赏和顾影自怜填充，偶尔有底层疾苦的描述，也总是发自居高临下。廖亦武对今日中国的不可或缺，就在于他提供的证词填补了中国历史一个长期空白，将成为这一时代的中国之“末日审判”文本，并将因此而进入永恒。

   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专制政权给了廖亦武四年铁窗生涯，给了他那么多苦难与凌辱。也许这种“幸灾乐祸”对廖亦武太不仁慈，但历史有时的确会以这样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证人。历史不是能够自己出面的实体，因此它的选择只能以辗转方式——往往就是通过迫害——完成。迫害虽然会使绝大多数人泯灭希望，但也能激起最坚强者留下证词的决心。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廖亦武数次被警察抄走经年写就的文稿，为什么总是会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

   专制制度看似凶残，然而终会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它总是不断为自己制造掘墓人。廖亦武从嬉皮士到反抗者的变迁，是其中一个实例。不过，我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2003年10月1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