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写自己的小说，沉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处那段从未经历过生活中。说不能离开写作，不如说离不开那些幻觉。一只不自由的鸟儿不能没有幻觉。当人感受不尽人意的生活时总是这样的。这只鸟需要进入意想中的森林和蓝天，看到意想中的大海。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也是隔着的。别人不能走进你心里，你也不能走进别人心里。我不习惯和人对话。与其对话，不如面对稿纸、键盘、显示器说话。 害怕这样一种沉重：对别人解释自己。
   这几天心情好了许多。
   
   不喜欢那些描写“文革”的文字。无论谁写的都不喜欢。不愿回想，我要从这些描写和记录中逃亡出去。智能拼音中没有“忆苦思甜”这个词组。我是说，文学对那段历史描述无论出自谁的手笔都没有能够超越。怎样才能超越？我不知道，也没有具体的想法。高行健先生带着他对那个时代的记忆穿越那片荒芜的文学地带。这本圣经中没有上帝。
   

   他把那个年代的记忆像剪报一样贴在同犹太女友做爱的间隙中，夹在温润沉醉的肉欲中，混杂在东方男人和西方女人的肢体语汇中。这些黄黄的，落满灰尘岁月与今天已经拉开了三十几年距离，已经被人称作“文革史料”。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已经将步入中年。一个民族的生命远比人个体的生命要长得多。三十几年前就是昨天，用蒙太奇切入，眨眼间就在眼前。
   
    我已经读过的这部小说的一些篇章，比较偏爱这样的氛围描写：他和那个犹太女人在肌肤相亲时，在昏暗的温热润滑的氛围中谈话。这样的亲密而陌生的谈话更接近人的自身。人的需求不仅仅是吃穿住这样基本的生活需求。“人的生活”和“非人的生活”界限不能用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来划定。
   
    人们以为的“甜”美好生活的标志。形容幸福生活多半用“甜蜜”。其实不是糖的东西也会有甜味。糖精不是糖，糖精冲出来的水是甜的，没有溶解的糖精颗粒是苦的。没有糖的年代，糖精也能暂时满足以下人们的味觉。这就是我知道的生活。几个月前把《一个人的圣经》借给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孩看，她说她流了好几次眼泪。我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一个童年时代就目睹残酷的人，一个孤独的“边缘人”不再会有什么自恋的情结。 把诗人马兰的“感受光阴”一个篇章的网页挂在我的“月光”网页上。看到她童年时和她姐姐的照片。照片上的大女孩，她的姐姐后来下乡插队了，再后来那个大女孩不在人世了，为什么？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当时的小女孩，现在的诗人马兰没有说明。
   
    父辈的老人对我说，你一定要写那段灾难性的历史。从1957年开始，或更早一些时间。
   一位当了二十年右派的老人告诉我，“文革”时期，他在家乡当农民，只要有太阳的早晨，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跪在田头，面对太阳，向红太阳请罪。这位老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立刻和他离婚。后来二十年时间，他是独自走过来的。
   还有一位老画家在七十几岁的时候搞了他一生唯一次画展。我对这个画展的印象只有两个字：凄凉。老人是画油画的，当年中央大学艺术系最有希望的高才生，追随革命，搞了政治，又改不了艺术家的风流个性，因为爱情把“政治生命”玩完了。他的故事很惨……父母的朋友中有各种各样不幸遭遇的人太多了。只能说他们的命不好，他们赶上了那个残酷时代。
   我不知道怎样写。这个时代离我太近了。我无法看清。文学不是生活。文学描写的又是生活。每当看见电视里看到那些老同志激情地放声高歌的时候，就会联想到那个年代。退回三十年，他们正当年。他们中很多人都留恋那个时代。听父亲的一个朋友说起过这样的事。一些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老同志现在还在发余热，做督报员，专门监督新出版的书报杂志，负责给政府宣传部门写小报告，他们不计较报酬，给他们评个无名英雄奖，他们就很满足。
    我不知道什么是正义、正直、和有意义的人生。
    我不知道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只感到自己艰难地活着：一个不能舒展不能飞翔的灵魂和一个总是感觉到欲望存在的身体。我总是仰望天空，希望成为一片云。
   
    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他还要同她做爱。我用了斯文的词。因为我习惯把这样的事叫做爱。书上用的字是“操”。他要继续同她谈话，他还要继续操她。
    信手翻开了一页，看到他又在谈论文学。布“没有主义”的道。想找支荧黄色的记号笔把这段句子划下来，没找到笔，就顺手把这段文字在键盘上打了出来。
   
    所谓纯文学，纯粹的文学形式。风格和语言，文字的游戏和语言结构与程式，它自行完成而不诉诸你的经验，不诉诸你的生活、生之困境、现实的泥坑和同样肮脏的你，这些文字还值得写吗？纯文学即使不是一个遁词，一个挡箭牌，也是一种限定，你没有必要再钻进一个别人和你自己设限的囚笼里去。
    《一个人的圣经》P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