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别人比自己写作要困惑得多。
   诺贝尔文学奖的金光辉映了这些低沉、冷凝文字和篇章。这漂浮在陈旧岁月上的金光而走火入魔地阅读。但是你已经在为这道金光阅读。
    你可以发现《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的全部写作技巧，甚至比作家自己看的还要清楚。从细微的转折、停顿、到大跨度的拼贴和强烈对比。但你发现，你不能够摆脱这两部小说作家竭力要摆脱的那个时代政治，同时你也摆脱不了那样一种对人生的绝望和迷茫。

    在神都不完美的所有世界，要求完美是无理的。我说的这个完美是基于“真实”的完美。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完美。 谁也没有必要为世界，为别人而残害自己，扭曲自己呈现出好像“完美”的姿态来。作家写这些小说，是他为了修补受伤的心灵而写的。他的“没有主义”也是给他自己受伤的心灵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和安慰。没有人为他大半生的生活阴影忏悔。他为什么要忏悔？
   
    对主流社会而言，这个读者早就是局外人。她不知道是自己走出了这个“局”，还是被“离心力”甩出这个局，至今都是糊里糊涂，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我正在写的或没有写出来的那些文字。
   记得有一次对一个主流文学圈的朋友说，除了我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文字，一大堆手稿，真的是一无所有。
   这位朋友反问我，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对社会贡献了什么？这个社会让我贡献什么？我是自由作家，但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是受限制的。
    写作是兴奋剂、麻醉剂和安慰剂，是破碎心灵，被扭曲人性的赎救，是绝望，无望时刻的疗伤药。
    人的命运是不可知的。 生活不会是你想象的样子。世界也不会是你希望的样子。只有你去顺从它，它不会顺从你。你想依照你自己的样子活着，你就得放弃不适合你的那一部分，而放弃的那一部分正是能够用来向这个社会换取什么的筹码。
   我是贫困的富翁，我在挥霍践踏巧言令色的奴性。
   
    在小说中加议论，是他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嗜好。他们大半辈子生活在不能发表自己议论环境中。他们不得不借用作品中人物的呓语、独白、内心感受说出自己对社会的、对那个压抑得自己不能喘息的政治制度的看法，或者是什么都不是的困惑。
   
   作家说，他什么也不是。
   而真正什么也不是的人，不会有什么也不是的感觉。他们已经麻木。更不会把“什么也不是”写进书里。真正把自己看作动物的人，是不会在意人与动物的区别的。也不会在做爱的时候想什么人性解放，及时行乐，或是再加上什么政治背景的回忆。
    这个民族的人性变异从二十世纪开始。 狂热、粗暴，冷酷，虚假，直至狂热，贪婪， 冷漠，虚荣。书卷中的历史等于谎言？
   作家不得不在小说中发议论。但这些议论影响阅读，是阅读中的障碍。水流到这里就要溅起痛苦的浪花。就要设法绕过。他写一个作家的生活，就是为了让这个文字中的作家发议论，就是为了弥补文字外那个作家的那段“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生活缺失？
   
   第30章里，他写了一个江边武斗的场面，同时遇到了一个与未来生活有关的女生。
   这个场面确切的地点是不是在南京的下关火车站和下关轮渡码头之间？场景描写有点像。轮渡过江以后是浦口火车站，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通车，去北京都要乘轮渡到浦口车站上车。
   
   这段描写把我的记忆切入了一个真实情境。
    那年南京的群众组织“红总”和“八•二七”正在武斗。“八•二七”人都退守到下关。那天午后江边传来隐约的枪声。
    傍晚，几个小孩站在院子门口玩，有人气喘吁吁地从北京西路上跑过，说“八•二七”的人在江边开枪了。大人们就把我们这些小孩赶进院子，不许站在马路边上看。
    那个夏天安徽农民的“五湖四海”棍子队，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家家户户都做了长矛和狼牙棒。院子里的大人每天夜里都要轮流值班。原先茂密花树也被砍掉了。
    这天夜里全城响起了敲脸盆，敲破锅的声音。说“五湖四海”来了。
    那个女孩躲在到自己的小床底下，把那条翠绿色白圆点的小短裤尿湿了。
   
   以为他写的就是这夜。
    在那个江边的小客栈里，他和那个叫许倩的女生躲在一起？在那间小房间里，在那张床上……这一夜给这个城市的多少人留下难忘的记忆？不知道。他们不会写小说。
    或许他写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城市。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境太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与极权政治相对应的美学特征：雷同。雷同的城市，雷同的建筑，雷同的街道，雷同的人群，雷同的服饰，雷同的发式，雷同的色彩……这是一个雷同午后，在中国大陆的哪个城市都会有雷同的情境，乃至雷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