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下这行悲哀而忧伤的标题：祖国与自由。
   不能不写这个话题。这是我阅读高行健先生作品时的最大疼痛点。
   

   这五个汉字对我的阅读是一个痛苦的困扰。无法回避这个困扰，因为我既是读者，又是作家。一九八九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陌生世界》发表在“芙蓉”杂志上，连同那期“芙蓉”杂志被封杀销毁。我一无所有地成为自由作家，手中仅有一支笔。发誓要在这条黑色的文学路上走下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八九至今已经十四个年头。十四年是一个青春少女的年纪。我把我的青春岁月全部给了争取自由写作的过程，抵押给了那些漫长沉重的黑夜和白天。这十四年里，我的父母——两位研究国际政治、前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理论、世界工人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无偿资助我。没有他们的资助，我或许会被那黑暗吞噬。
   我没有逃亡，也没有流亡。抗挣“对自由写作的限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都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当初没有逃亡的得与失。
   “坚持”两个字说起来是容易的，但是过去的那些日子是那么难熬。在那强大的体制的阴影下，所有的神经都发紧、充满焦虑、没有一点点潇洒浪漫可言。爸爸却说，这就是生活。
   
   祖国——我的家园，我在自己祖国写作，就像在自己家园里植树、种庄稼、种菜。这是我的合法权利。如果这片土地是黑暗的，我就和黑暗在一起，记录它的黑暗。别国的自由，是别国人民争取来的。法国革命两百年间多少人上了断头台？巴黎公社墙也是一个见证。
   为什么中国没有瓦文萨？为什么中国没有哈维尔？我的父母也许不能准确回答，而我能。一九八九年我在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很多人只看到眼前大批失业者和下岗者，而我看到是当初的幻灭！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其中无法言传的苦涩与绝望。
   
   离开了《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文本，离开了高行健先生的剧本，禅画，我不能够接受逃亡主题。翻开高行健先生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我总看到一个自己在其中穿行，翻开那些剧本，我总是回想起做过的那些梦，在那些禅画中我看到无尽无极的黑白，我看到这黑白中渺小孤独的自己，看到自己身心被困的冷漠岁月。为生命短暂的人生感到无奈。那些大谈边缘姿态的人，多数不是真正的边缘人。
   我自信的，是我比上辈的作家年轻，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争取这个“自由”。
   这就是我写这些读书札记的理由。
   
    谁也没有必要把本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时间耗在那些不会有结果的争论上。
    “祖国和自由”是《一个人的圣经》的最强音。之先没有一位华文作家用这样一个“逆向否定”表现过这个主题。没有一位华文作家敢于如此透明地表现这么一个沉重的主题。没有一位华文作家用如此极端的“完全表述”“极端写实”手法来展现这一段令人痛苦，难堪，没有尊严的经历，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这个自由，绝望地向世界发问：“作家需要祖国吗？”
    这个发问刺中了几代渴望自由写作、自由出版中国大陆作家心头创伤，却没有刺中那个从属政治体制的出版发行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