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在广州路上散步，看到一个穿这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这女人有一根长长的辫子。我盯着她的背影看，好像看到了十二年前的我自己。她旁边走着一个男人。我记不得自己留着长辫子的时候和谁在这条路上走过。那根辫子是十二年前的六月剪掉的。这十二年来我都是短发。女人剪掉了长发就剪掉了柔情，剪掉了缠绵。
   
    也不能去缠任何人。在社会的天平上我一个毫无重量的女人。除了手中的一支笔，别的一无所有。生活告诉我：一个写作女人的身体欲望是思想和意志的奴隶。“自由写作”和“写作自由”，不像这会儿把这几个字敲在电脑上这么容易。 要是连握住一支笔的自由都没有……像许多老一代作家那样，写了一辈子，全都言不由衷，著作等身，却是垃圾等身，还有写的必要？

   成为自由作家第一桶金，就是“出局”成为边缘人的感受。
   写作自由、出版自由就是我的全部欲望。我凝视着书桌玻璃板上反射的那么一小块天光。
    这是政治吗？ 没有人回答。
    现在我仍然找不到文字来叙述“孤独”的感受。那三年胳膊上的两块神经性皮炎一直跟随着我。常常夜里出冷汗，睡衣总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倾诉？向谁倾诉？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满世界都是人，怎么连一个能资助我写作的男人都没有？
    我不是那种一点不性感的女人，也不是那种传统做派的女传人，身体就这么变得无意义了。怎么会所有的情缘到了要担负什么的时候就被一刀剪断。离开和拒绝同时。不再相信那种什么也不付出的、两两相悦的情欲。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是有价的权衡。
    男女情欲的背后总还隐匿着比情欲更重的什么。你不介意和不知道的时候，感到快乐，但是对方明确暗示你了，你就感到心灰意冷。一切情致都不复存在。 六月的夜晚，总是很敏感。时代和人的命运都是不受自己的意志左右的。
   
    快步走到那年轻女人的前面，转过脸看她。在灯光下姑娘和那个年轻男人说话，一脸迷蒙的笑。他们是情侣，不是夫妻。其实是什么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这个夏天的夜晚她和他都很开心，很愉快。所有的开心和愉快都是留不住的。明年的此时此刻是什么情境还不知道。人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混沌状态是最幸福的。艺术和文学总是在混沌中捕捉那么一刹那的灵感。无论快感还是痛苦，在于艺术家和作家是否抓得住这一刹那的模糊。
   很明确的思辨不属于文学艺术，也不属于情感体验。
   
    这些日子阅读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写这些文字，人的状态也像这样部小说一样散淡混沌。这两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在于模糊，在于说不清。只有模糊、说不清才可能有多种解释。
    我没有看过高行健的绘画作品，是不是可以用那些绘画来补充文字无法表现出来的意蕴和内涵。其实任何补充都和作家写作那一刻心境有距离。就像大写意的水墨画无法临摹，就是画家自己本人再画一遍也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 （注：这段保留2001年初稿）
   
    马格丽特到茜尔薇两个开放的西方女人的影子倒映在塞纳河水中，那些随岁月流逝东方女性：小护士、林、小五子、萧萧、毛妹、倩、孙惠蓉，依然在作家的心中。说作家自渎也罢，自虐也罢，他把最细腻，最富有同情心笔墨给了这些女性。那些文字的背后有作家为文学跳动的心，有作家一双伤感眼睛和一个孤独的灵魂，还有那段噩梦一样的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
    读者的理解不可能和作家本人一样，也不可能是文本本身。每个读者理解也不可能一样。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节录小说中文字作为自己理解的依据。这如同上帝是什么样子？佛是什么样子？真主什么样子？他们在信徒心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男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肉体的胶着，除了片刻情欲快感能共同，别的什么都难以共同，都是在岔道上行进，就是这仅有的情欲快感也要气味相投。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有依托。人的灵魂总是在摆脱和恪守之间痛苦地徘徊。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停住脚步站在路边等待。
   
    读过高行健先生的一部写作手法十分模糊的剧本叫《瞬间》。开始的背景是白天，刺眼的阳光，明净的天空和大海，一个孤独的面目不清的人背海坐在帆布躺椅上。看剧本的时候就有印象很深的舞台感觉。
   此刻是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的夜晚。没有明净的蓝天，也没有大海。我在南京中山路和广州路的十字路口看到红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