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在下雨。梅雨季节来了。那只杜鹃鸟也来了。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它就从远方飞来，一声声，一声声，没早没晚地悲啼。这叫声让人心烦、心碎。也许早已不是那只杜鹃，也许是几只杜鹃。人不如鸟。人总是沉默，最多把自己的忧伤埋没在文字里。无论《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都写到人在雨中行走，或是被困在水里，困在泥泞里，似梦，非梦。
   
   看远处的树，树是翠绿的，满眼清新。但不能看脚下的地，脚下的地是污浊的泥泞。

    寂寞像巨大的网罩住了我。这样的感觉总不肯放过我……我在网络上游荡，也知道耗掉的全是钱，就是把全部的钱都耗在这网络上，也不能消除孤独的感觉。这网络越发和地上的生活相象了，地上有的丑恶和险峻网上都有。地上是边缘人，在网络上也还是。
    昨天又把电脑抱到电脑公司去，再次做格式化处理。把原有残存的数据一起清除干净。一星半点也不留下。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完成了这些文字，想去旅游网站征一个能够同行人，一起去旅游。想休息，想摆脱，哪怕暂时摆脱灰色，不知道谁愿意与我同行。
    这些年来的生活，被一个“障”障住了。“无法抵达”是我的生活状态。一个简单的人面对很是复杂的生活。复杂不是我的选择。推开窗户，走出家门就是这种复杂，复杂是环境特征。就是那种夹带着肮脏的杂乱，不推开窗子，不出门也还是能感到不近人意落寞。我在这间小房间里居住，已经二十年了。
   
    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文字：高行健逃亡到西方，是离开祖国、故乡的土地，是一种无根漂泊。我以为这些文字中的思维角度很奇怪。
   高行健不离开中国大陆，就会有根？就会不漂泊？不飘零？就会有依托？
   当然他的根会扎在这个体制上，他会像他那辈的中国作协认可的专业作家一样，成为一级作家，成为拿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作家。但他不可能有《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以及在海外写作的十几个剧本。
   
   说没有着陆点，《灵山》的飘渺就是没有着陆点的证明。《灵山》中冷，还仅仅是那种早春的，浸透肌肤的冷。这种冷的感觉与那个纷乱的、并不宽松的八十年代很相近。《一个人的圣经》有一大半的内容是写那个已经远去了的年代，那个片对他来说已经远去了的土地，那段如同噩梦一样的没有个人尊严的生活，这些文字和篇章里的冷酷覆盖了一切亲情。那样的冷是彻骨的。那冷，只有从寒冷中走到温暖地带的人才能比较出来。与其说是冷的感觉，不如说是冷的印象。读者没有理由指责这些冰冷的文字和篇章，因为时代给作家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读者不能无理地逼作家把浑浊得不能喝的黄河水喝下去，还要作家满嘴泥沙地说，黄河水如何清澈，如何甘甜。
   
    高行健的文字背后的现实：西方文化以他最宽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东方作家，给了这位东方作家思想和写作的自由。就像马格丽特和茜尔薇为他舒展开她们温润性感的肢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土地的含义有一半指：写作环境。
   为什么作家的母土就不能这么宽容？宽容每一个作家的写作，宽容每一种思想的写作、每一种手法的写作？
    对本没有上帝的中国人来说，上帝是死是活，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上帝存在，也拯救不了生活在冥顽观念下的苦难的人们。那个女学生孙惠蓉，从她把青春的身体交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那夜起，就注定成为乡村煤窑的暗娼。
   
    伟大的法兰西用宽广的胸怀成就了一位逃亡的中国作家，这怎么不叫人感动，怎么不叫人感动。人在困难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帮助，这是人之常情。法兰西不仅帮助了这么一个东方作家，而且还接受了他的中国文化和他的汉语言文学。
   昨天在电视里看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土地沙漠化，河流干枯，人们向着有水的地方迁徙，便想到半年来天天漂浮眼前的词汇：逃亡。
   逃亡为了生存。一棵因为环境恶化无法在生长地开花结果的树，移植到异国他乡开花了，结果了，这本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可当文学真正没有国界的时候，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不快？
   
   我想自己会像仙人掌一样，即使在沙化的恶劣环境中也能顽强生长，把双臂伸向阳光和万里长风。阳光和风都是没有国界的。这是一个选择。植物不是因为引起人们注目才长出自己的姿态，鸟儿不是因为引起人们的注目才飞翔。我写作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