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心丽
   　　
   　　听说那里在拆迁，昨天就到那里去了。

   　　美龄宫旁边，四方城南面的那片厂区职工宿舍已经开始拆迁，冰冷的楼里传来敲砸的声音。搬走一家就砸掉一家，没有搬走的人家房门紧闭。
   　　
   　　十五年的时间长么？当年离开的时候，这里还有四千个工作岗位，有容纳四千人吃饭的食堂，容纳四千人洗浴的浴室，有电影院，图书馆，医院、篮球场、职工教育中心、幼儿园。十五年之后，这里在砸锅卖铁。见到的老职工无不一脸沧桑。从1956年到2005年，他们在这里从青春到暮年，从理想到幻灭，他们付出人生所能付出的全部，从几间厂房，到一个国家二级企业，他们在一片满是坟茔的钟山脚下，创建了这个记录新中国历史脉搏的工厂：南京钟山手表厂和南京钟厂。他们创造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手表——钟山表。南京手表厂创造的利润能建造十一个这样规模的工厂，每一幢车间大楼的建造，都投入了职工们的义务劳动汗水。在工厂的全盛时期，从工人到总工程师全是低工资，24小时全天生产。深夜，几只免费的肉包子和一杯咖啡就让他们对厂领导的关怀感激不已。
   　　
   　　1985年后职工的收入略有提高，可好景不长，在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开始，这个国有企业一路下坡，直到眼前这般清冷、阴暗、衰败景象，钟山牌手表的时针只能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中转动，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只能是眼前的定格。眼前这片地已经圈给了开发商。据说将在这里建造东郊高级别墅区。无论建什么都与即将从这里搬迁的人们无关。他们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他们是新世纪的无产阶级，他们与任何高级豪华的消费不搭界，这片风景优美居住地不属于他们——新中国的建设者，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穷人！
   　　
   　　“我们看透了！”可看透得太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善良的人们，现在已无回天之力，他们体力和健康都在年轻时代，为着那个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透支完了，又老又病，如今社会不需要他们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技术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的。时代可以更替，社会可以转型，他们没有机会再跟上这个时代。人总是要老的，老不可怕，这是一个生命过程，对谁都一样。可怕的是：本以为能说，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美好事业”，可到头来，希望了，奋斗了，奉献了，还落得一个碌碌无为，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悲凉结局。
   　　
   　　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课，曾向授课教授提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残酷剥削侵吞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这部分价值是什么？授课教授回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工人阶级创造的这部分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公共积累，用于再生产、教育、医疗、退休后生活福利等。这部分积累通过不同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再问：怎样才能保证返还？回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保证。
   　　
   　　短短二十年从利改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原先国家的主人公，变成了打工者。在企业与个人的协约中他们成了只有两只手或是过时技术的乙方，属于社会主义公共积累悄然蒸发，有人成了暴发户，有人成了赤贫阶层。古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解释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无产者、需要救济的弱势阶层，属于他们的“公共积累”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谁能够回答？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倒闭，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国有企业为什么倒闭？为什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一倒一大片？国有企业的每个职工都难以言传的苦涩的体会。可对企业的职工来说，不是因为这个“倒闭”感到不公平，而是因为本该返还“公共积累”的悄然蒸发，感到残酷和无情；而是因为年轻时代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幻灭而感到心寒！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搞航天航空的老工程师，她说：“当年我们只讲奉献，拿着最低的工资，把飞机和卫星送上天，可到头来却像一块旧抹布一样地被人丢弃。”走在萧条的厂区大道上，耳边反复回响的就是这个委屈而悲愤的声音。
   　　
   　　当年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也不是人人平等的。厂区的职工宿舍开始拆迁，可当年还有很多没有分配到住房的职工，他们连一厘一毫的“拆迁”的赔偿都不会有的。（01/3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