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很冷。春天了，白天的时间长了许多。这些天想得多，写得少。
   傍晚散步，看到一群拿花灯的年轻人排着队，朝湖南路走，他们手里的花灯都一样，又是组织行为。回的时候，看到电视台提前拍元宵节盛况，现场直播。今天是正月十四，这条商业街不过节也一样灯光璀璨。避开镜头，低头匆匆而过。
   以往坐在家里写作，只感到文学的不自由。这次回到那个厂区，在社会这面巨大的魔镜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庆幸的是：离开得早，才有今天这样状态。悲哀的是：赖以生存写作又遇到了“难种田”的年份。

   
   
   那一半已经埋没在那片废墟里，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付出代价，承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幻灭。有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转型期的阵痛”。还活着的另一半是一个写作者，在有形无形的挤兑和压迫中，转眼已经十六个年头。“自由作家”是一个形式。看来有生之年脱不了这个形式。十五年的时光转眼即逝，再过十五年、再过十五年……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每一年，每一天都在向往“自由”这两个字。年初出版社方面来的消息：今年上面对新闻出版抓得特别严，要求不能出任何政治倾向的差错。什么是政治倾向的差错？很多正确的事，后来都要“纠错”，而被认为是正确的领导行为，到头来需要拨乱反正。一些被当作错误批判的事和理论，过后又变成了真知灼见。这，扯远了。
   
   想到那片废墟，想到自己眼下的生存现状，不禁泪水涟涟。为什么生活这样艰难！出版社是国家的，新闻出版是国家控制的。当下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为了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安定，我、我们这些牺牲者的声音，就注定要被繁荣的街景，权贵们的利益遮蔽。国家是强大的，属于国家的舆论是强大的。个人是微弱的，可“强大”却害怕“微弱”。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当年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的道白。这句反动道白曾家喻户晓，连三岁的孩子都会说。在破败萧条的厂区宿舍，为国家，忘我奉献的人得到了现世报应。一位老工人忿忿地说：“为自己？谁不想为自己，国家不让你为自己。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社会的主人翁，就是要你不求报酬地干活。奉献是不求回报的，临了，就是这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到错误的结果出来，已经一大批人成为牺牲品。一次又一次地实践，一次又一次地检验，一次又一次地牺牲，承受错误结果的总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为错误买单的也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承受错误阵痛的还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只有为实践者交学费的义务。他们不能同国家政治对话，也无法同精英话语较量，法律在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对峙的时候，法律总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弱势者的弱势是强势的体制造成的。他们原本不相信那个谎言，但一次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用理想教育迫使他们相信。用“迫使”并不过分。因为曾经用比迫使更强迫的“灌输”这个词。他们不接受也得接受“低工资、高积累”的一切美好谎言，不相信也得相信“社会主义公共积累”归全民所有。同样，现在他们必须接受这个“公共积累”悄然蒸发的现实，必须接受贫困的现实，必须承认自己无能。他们不仅失身，还失语。他们连述说自己的生存状况，诉说自己痛苦感受，反省自己不明不白的失身过程都不能够。
   
   
   社会转型，原来属于社会的公共财富，几经转换，再次分配，富得合理，穷得也合理。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经济学家的才华在于阐述解释政府的经济政策合理性，无论什么时期，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亚当·史密斯经济学理论，需要什么经济学，就用什么经济学，只要能够说明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凡是世界上有的经济理论都可以拿来洋为中用，解释不通的便是“中国特色”。他们一个报告，或是一个讲座的出场费就是五位数，比起当红歌星、影星仍是忿忿不平。眼下已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在寒风中行走，穿过南京大学的校园，校园里的人很少，看到那丛腊梅还在盛开，看到一轮银白色的冷月，想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轨迹，想自己这二十年来的思维方式思维角度变化，想自己对社会、对体制、对人、人性、人权、人的情感认知的变化，无不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2005年的冬天是不寻常的，它在我的生命中刻下一圈深刻的认知年轮。
   
   
   从那些失身、失声者的遭遇中得出三个答案：为谁而工作？应该为自己。为谁而写作？应该为自己。为谁而生活？应该为自己。以自己为圆心，以社会为半径，这样就能明确地看到哪些权利、权益应该属于自己，这样就会努力用各种方式为自己维权，不至于失得一无所有！
   （完稿于02/2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