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作家，诗人像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星一样是全社会青年崇拜的偶像，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国家认可的（供养的）作家和诗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文学青年是一个时尚标志。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是被政府供养的一个特殊待遇阶层。他们的资格是官方钦定的．这些作家享受着其他职业没有的那些名利的优待。成为作家协会的才是名正言顺的作家这是一个资格。成为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成为文学青年脱离社会底层的向往。不是每一个具有文学才能和文学天赋的青年作者都可以成为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的。不是每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都能具有“作家”的名分。主流意识形态和那个党的文学标准以及作家协会的权力人士控制着批准权。这个标准不是来自文学，而是来自那个党的标准。党的标准依然把把持着中国新时期文学方向。把持这新闻出版所有的传媒平台．这个派生于极权意识形态文学标准、文艺标准渗透所有能够渗透的地方，与文学有关的一切无一不带着这样的眼光和印记。文学的内容、文学的形式，对文学的认知和评价当然也在其中。此文学的内涵非彼文学的内涵！
与七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的生活是丰富的。这仅仅是比较而已。八十年代的我从七十年代刻板、传统、僵化的生活中解脱了出来。选择了人、自我、个体的生活方式。用文字顽强地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描写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已经成了写作的本能，描写性爱也不再是可耻的事情。 八十年代是令人失望的。说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是不准确的。那种压制、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那种体制的阴影和这个体制对个体人行为的限制，那种无所不在的身份限制、户籍限制、国家对出版传媒、公共舆论的绝对垄断……这些，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时光一起走到今天的人们才有深切的体会。
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选择了被“控制”，选择了一种“控制”下的生存。不是每一个人都敢于“选择控制下的解脱”。更多的人是选择了一种顺从。我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和社会背景中走上了文学之路，开始写作，在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中从一个纯真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真诚的自由作家。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解脱确立了独立的立场——一个不在乎任何目光的文学个体，顽强地选择了一条“自我”的文学之路。1984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工厂。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段比金子还珍贵的经历。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后来自由作家”的选择。这是时代的恩惠。从1984年至1989年我在企业的职工培训中心当教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轨年龄》、第二部长篇小说《陌生世界》，以及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发表的。
1984年至2004年我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亲历了所谓“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亲眼看到我的父母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理想社会体制”的崩溃。准确地说，中国从来也没有进入过那种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连那个边缘都没有达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纯粹是一个谎话。一个普遍的、大众化的劳动阶层能够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这在哪一个时代都不可能。中国工人阶级是政治道具、政治工具和政治玩偶。他们是革命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时代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归属“报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许多知识分子为之欢欣。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产业工人这个阶层。那个党也没有拿这个阶层当回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党的领导人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劳动。这个“下放”足以证明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中国工人阶级直到九十年代末才被包装还原自己真实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欧洲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在性质和素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也不可能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工人阶级的那种自我觉醒和整体觉醒。就像中国工人从来都没有能理解《国际歌》的真正意义，他们从来就没有“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的想法。他们认知水平只在《东方红》，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希望，把自己的此时此刻和将来都寄托于“大救星”。
我的父母从理论上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问题，研究二十世纪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改革问题，这花费了他们一辈子的时光。他们、他们那代学者以及后来的学者无论怎样研究，都仅仅是理论上浮光掠影式，或是按照西方马列主义的理论想当然的主观推理。即使他们去调查了，他们看到的也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现实状态和当今所有的结论都是相悖的。我亲历一个崩溃的全过程：亲身体会、亲眼目睹了一个无法避免、无法挽回的崩溃、幻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到现在。当那些曾经指责批判八十年代非官方、非正统的开放思想、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代表革命思想革命生产力、社会主人，社会财产的主人的中国工人阶级沦落为失身失语的弱势阶层，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代、九十年代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过时和无能为力。我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从宗教信仰还原于一个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但这个过程是剥夺几代人的自我生活和自由选择为代价的。
没有个人思想、个人意志、个人选择、个性解放的任何解放都是被奴役、或换一种形式被奴役。
4．我的写作经历 (连载）
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不管是否自觉、是否愿意都在一种主义的笼罩和胁迫下生活，这种笼罩强迫人忘却自己、淡化亲情。强迫灌输伟大理想，强迫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就在不远的未来。牺牲自我就是为了这个理想生活。这种光环是当代宗教。在一个不产生宗教的土地上，一个西方社会科学的学说，一个假想演变成了一个维护政权统治的宗教。这个社会现象有待于未历史家研究分析。可怜的人们在虚幻的中生活。他们的人生被固定一个“点”上，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棋盘中的一枚无法自己移动的棋子。每当我在网络上看到怀念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文章就觉得十分地不可思议。八十年代，我是一个被缚的奴隶。我无法选择自己工作，无法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我的思想、我对事物的看法是矛盾的、支离破碎的。这些矛盾、支离破碎的想法、看法来自各类书本。“引用”往往是证明自己的根据。文学，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回答都来自那个所谓的“文学理论”或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艺术论著。不用这两根拐棍似乎自己思考、自己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八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年龄上是文学青年，在对文学的认知上是中国大陆的文学爱好者。我写作仅仅是一个对被压抑生活状态的宣泄。正是这个宣泄让我靠近了本真的文学。我对文学、文学意义的理解来自“自由选择而不得”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否定现有文学理论教科书对文学的阐述。“体制”如果一个体制，限制了大多数人的个人的选择权利，生活权利，这样的体制无论插上什么主义的标签，都是专制的。
本真的文学是一个世界，当人在现实世界里活得不尽人意的时候，走进本真文学这个世界无疑是最好的抵触、叛逆、宣泄、解脱和逃避。我就是在这样的抵触、叛逆、宣泄、解脱和逃避的过程中握住了本真文学的手，开始了对自身选择的追求和自由思想的。自觉、不自觉地表达、表述一个真实的自己，真实自己的所感、所思。开始了一个大陆中国普通人的生存记录。在这段时期我的理想从“宏伟”“远大”那种被灌输的飘渺理想，变成了原色的、具体的、此时此地与自己的生活密切关联的想法。我希望摆脱“工作”的束缚。我希望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写作，我希望自己的文字，不受任何“把关”和“审查”就能顺利发表或是出版。这个时期我还是像当时大多数中国大陆的文学青年一样，做被“中国文化体制”认可的梦。比方说，加入各级作家协会，然后逐步成为被政府认可、供养的专业作家。当然这是一个确保生活来源的捷径。这也是当时中国写作者获得社会承认的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根据。只有成为政府认可、供养的专业作家才能倍受呵护地写作。只有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写作，才是名正言顺的作家和名正言顺的写作。而别的写作，仅仅是业余写作。这个认可的概念延伸到海外，1995年我在日本出版《紫草帽》的时候，对方的出版社就要我提供中国作协的会员证明，为此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没有1989年《陌生世界》被封杀，没有1990年以后至今的这段极其艰难、孤独、窘迫自由写作的经历，现在我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和文学爱好者，仍然徘徊在本真文学的边缘。《陌生世界》是我的独立写作之路上的重要站牌，它引导我走向一个本真文学的陌生世界。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我对生活、对人生、对自由、对自我、对尊严、对文学、对中国社会深刻认知和苦涩的感受都来自这个被动的过程。
5．我的写作经历(连载)
原本以为做文学青年、做艺术青年比普通人有一份浪漫自由的生活。浪漫的情感对艺术家、作家来说是最为合理的，因为这是灵感的催化剂。要让自己永远青春，笔下的文字永远充满色彩，必须这样。原本以为每年可以有一次新的爱情经历，这样至少可以有二十几次灵感爆发，旧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美好的回忆。正是这个想法把八十年代的枯燥的没有选择自由的生活涂上了一层湿润而充满幻想色彩。所有不顺心，不自由、沮丧都因为有这层色湿润而充满幻想憧憬而变得可以忍受。每发表一部作品浪漫的理由就更加充足。那些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无论男女都有一部浪漫的情感史。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而情感可以自由。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也是我自己的。我是为文学而降生这个世界的，不是为哪个具体的男人而生的。只要我不同谁领结婚证，我就永远自由。1989年之前确实是这样想的。其实这是一个洒脱而悲哀的想法 。
八十年代的中国，群众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八十年代大多数的阶级敌人变成人民。群众的眼睛开始关注金钱，但这方面也还在关注。因为很多人自己不敢。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是叛逆，这是违法不犯法的越轨的事情。这是另一种毒品、兴奋剂。这样的快感亢奋精神的超过肉体的。我需要这样带有冒险的和叛逆的双重心跳。我感谢八十年代，没有八十年代我就没有这样一种性体验，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字的自由状态。上帝创造了一年四季白天黑夜，描写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的生活就是合理的。在《陌生世界》中，我用第一人称，用一个十七岁女孩的自述写了她感受的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市草根阶层的生活和非婚的性爱体验。这部十七万字的小说，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那些文字是原生态的，从笔下流淌出来的。1988年至1989年寒冷的三个月是难忘的写作过程。我找不到能够描述当时写作心情的文字。这种感觉在我生命记忆中，我身体会老去，但这样记忆永远青春。这是我第二部长篇小说，发表在1989年的《芙蓉》第4期上。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