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看见新闻，说北京一家胡同大院悬挂着鲜红的标语“偷窃者暴锤打死”。“吓贼收到很好的效果”。想起我有次在乡村，一个丢了牛的村民在石板上用粉笔疾书，恶狠狠的问候了偷牛者八代之内直系的、旁系的所有血亲和姻亲。以前我们常看到说大话、说狠话的公家标语。但近年出现了暴力标语的私人化趋势。围着城走一趟，就会发现许多静坐或飘扬着的口号，一些有理有节，如“拥护行政许可法，下岗工人要生存权”。另一些就和北京胡同里的差不多，如“此处倒垃圾者全家死绝”。　　

   这样的私人暴力标语泛滥，有两个来源，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的残留。公共权力总要以暴力的惩戒为后盾，所以公家不贴标语则罢，一贴就往往盛气凌人。这种标语传统长期的影响了公众的话语系统，使我们在处理事务时，无法把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和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分清楚。换句话说，我们不习惯用契约化的关系去对待私人之间的纠纷。反而会觉得沿用一种权力化、政治化的话语来处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是更方便、更威风的。　　

   尤其在居民小区，容易发现这一类的标语。房产或物管公司，轻易就生出一种移情效果，把自己当作政府。于是就用捡到鸡毛当令箭的神气，来定制标语。动辄罚款十倍，或者严禁、取消、不许云云。这种口气大量重现在私人领域，可以视作当年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私人领域泛政治化的一种话语后遗症。　　

   另一个来源如果注意观察，会发现标语的暴力除了来自对政府身份的模拟外，更多的是诅咒性的。这种诅咒用语和泛政治化的语境无关，是中国民间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人自古以就用各种诅咒性的语言暴力，来为自己的财产、自己和他人的契约提供额外的“保护”。用胡适的话说，这是迷信语言本身的魔力。在《封神榜》里，你只要大喊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立即滚下坐骑。　　

   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一种维权方式就是诅咒。当然这很可怜，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制度手段，譬如契约、财产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另外也缺少宗教信仰的力量。所以也很少咒人下地狱，一般都用现世的灾难去威慑对方。举几个例子，我的朋友画家季风，画了一本《成都百谣图》，其中专门搜集了一类诅咒式的民谣，其中一句“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全家死完”。至少我是从小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哪怕借一支钢笔给同学，都要先大声喊这句出来。效果相当于强迫对方手按圣经发誓。　　

   粱山泊的兄弟情谊，他们的结盟也要靠诅咒来买保险。而且比北京胡同的标语更凶狠——“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再如赵匡胤，是国史上几乎唯一一个为了维权，而诅咒自己的皇帝。他刻了一块“不准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的誓碑，并对后世声称“不遵此训者，吾必不佑之”。这话译成俗语，就是咒赵家断子绝孙。这算中国文化传统下最严重的诅咒了。另外，有人研究明清时代的私人契约文书，发现很多契约上，也公然写有这种带有宗教性背景的惩戒或诅咒用语。　　　　如何，才能造就一个契约必须履行、产权必得尊重的社会？霍布斯有一句著名的话，说在缺乏秩序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诅咒他人，正是出于对他人的恐惧。私人暴力标语的流行，说明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宣战。但孟德斯鸠给了我们一种相反的、充满希望的说法。他说，创建一种捍卫私人权利的法治秩序的作用，就是“使一个公民不必惧怕另一个公民”。　　

   侵犯他人权益要受法律惩罚。但如果法律不公正，缺乏效率。或人们对这个现实的惩罚机制已丧失信心。人们就会祈求另一种“惩戒”，在语言中恶狠狠的说话，希望利用对方内心的道德、宗教、迷信甚至心理作用，去施加精神压力。就算没用，好歹嘴上也释放了怨气。　　

   当前暴力标语大量涌现，正是老百姓对司法缺乏公平、正义和效率的一种反弹和自我防卫。以偷窃案为例，本来报案率、立案率就不高，据政府透露目前破案率又不到30％，加上司法公正也有较大问题。除一句虚张声势的“偷窃者暴锤打死”，人们还有什么可以提高威慑程度和个人财产安全，还成本低廉的法子呢？ 　　

   批评一部分公众缺乏法律意识、人道主义或其他素质，实在于心不忍。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终要靠政府和整个社会，在法治、司法和政治体制各方面维持最起码的公正。否则政府说，“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但说得到做不到的时候，老百姓就上去再补一枪，说“有借不还，全家死完”。　　　　　　　　2004-10-28　　

   ——瞭望东方周刊专栏(11/10/2004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