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梁漱溟之后，再次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蒋庆，最近编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涉及传统典籍19种，推荐给儿童诵读。由此引出一场对“读经运动”和诵读教育的争论。但惭愧得紧，蒋先生开出的这些蒙童读本，我却有5种书架上无，有10种迄今并未读过。好在以郑板桥的标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立场成形于英国的柏克，是对当时欧美革命浪潮和历史进步主义的一种反抗。柏克要保守的那个主义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立宪）的传统，一是基督教的传统，一是普通法的传统。对英国来讲，唯一可见可触摸的“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三个古老传统的延伸，英国人就压根没有自由。但我们呢，这三种传统一个都没有，于是当自由作为一个普世的近代理念和政治诉求传入晚清后，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就成为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主流。人们就像读不起书的孩子恨自己父母不争气一样，去恨自己的先人。一恨就恨了几代人。

   一直恨到今天一个学法律的学者，可以连大多数的汉语基本文化典籍都没读过，从小也没有人教。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论语》读得起劲，和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交流。才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连《论语》都没有通读过，遑论《孟子》和老庄。但没读过孔孟，却并不妨碍我父亲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这种局面以小见大，是令整个汉语社会汗颜的，只要这个社会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汉语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少数知识精英也许能够把精神的自由重新嫁接在西来的文化传统中，如对一个中国基督徒而言，儒道佛的传统是否被连根拔起，和他的精神自由的确没有太大关系。但大多数从小在汉语中学会呼吸的中国人，不可能在精神上完成这种文化价值的彻底嫁接。而且正因为大量的不可能，中国才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成其为中国。

   其二，自由不但与文化与文字的传统有关，而且与道德理想有关。道德理想主义只有当它具有强制性，与政治权力结合时才是可怕的。但一个健康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在某种道德传统下有机生长的社会。人们对自由有一种长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误解，以为自由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停下来，前后左右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事实上一个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随时都像七岁时那样有无数路可以选，这个人多半的机会不是自由，而是发疯。60年代末，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殷海光在病床上同新儒家的徐复观握手言欢。标志着五四以来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和解。殷先生在临危时写下，“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也曾为天主教性道德的保守辩护，“我很奇怪你们为什幺要执着于天主教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他说，教会的确是一个保守的机构，但它是没有强制力的。“如果这样的保守机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个（政教合一），那幺教会将等于一座监狱或坟墓。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社会”。因此米奇尼克认为，一个国家的性道德，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我换一种说法，保守主义者眼里的自由社会，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在朝，道德理想主义在野。

   几天前我特别请流沙河先生题一幅扇面，因为折扇是中国士大夫一个生活中的文化图腾，我想使用并提倡折扇，于是请先生在一面书写美国革命中的著名演说词“不自由，毋宁死”，另一面书写《论语》中的孔夫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这是普世价值在本土文化下获得表达的一个例证，显示言论自由不但是一种西方式和法治化的宪法权利，更是源自孔子的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气节。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本土文化传统在自由价值下有选择的复述和庚续，恰恰正是反抗极权、拓展自由的现实依靠。

   2004-7-26凌晨于红照壁。《新闻周刊》专栏(7/27/2004 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