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文集：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大概对一切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至少对我，是难以割舍又首鼠两端的概念，有点像爱情。我这里提及的知识分子，取其超越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我把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幕僚型，一种是江湖型。幕僚型的进言是建设性的，江湖型大多是批评性的。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身在体制内，大多有一个与体制若即若离的灰色身份。我也算是身在体制内，因为我有一份教职。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和江湖型的，他们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杜绝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这与幕僚型不同。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最终目的是想进入政府。这种区分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自许。某种角度上，我觉得7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最了不起。这种了不起是时代造就的。因为这一批人中除开极少数，大都彻底拒绝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式士大夫抱负，和对官府的思春之情。而坚持以民间立场去安身立命，站在政府的另一边去推动多元价值和多元力量的现代社会。在我周围，我觉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是非常显赫的变化。以往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是分开了的，尽管一个人可能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但至少在阶段上也是分开的。而“入世”就必意味着做官，“出世”就全然不理政治。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没有变过。20世纪40年代那一批自由主义者，也没能从整体上摆脱这个理想。

　　我在1989年，开始产生一个固执的念头，认为“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全都是坏人，不可能有好人。为什么门槛会定在“县处级”，我记不清楚了。现在当然不会这样非此即彼的看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彻底的、甚至偏激的“觉醒”，把我一直向前，推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后来进大学，我给了自己一个承诺，就是永远不进入政府。但也不做道家，独与天地相往来。我对道家曾经很迷醉，把它想象为自由主义精神的文言文版本。后来发现这是个误解。我最后的想法是做一个批评者，一个永远批判而不是赞美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就算它值得赞美，也可以让别人去赞美。我只赞美自由和我爱的人。因为人间有一把屠龙刀，所以我选择永远站在倚天剑的那一边。我服膺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即一个不能容忍对立面存在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做政府的对立面，我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当仁不让的去做这个对立面。这个使命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尤其显赫。

　　我说的对立面是物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带道义和政治的火药味。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自由主义的使命之一就是逼一个政府承认这是一种合作。并且以一种民主化的宪政制度来接受这种合作。所以现在我常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在我那些80年代生的学生毕业时说：我只希望你们在40岁前不要进政府。40岁后呢，若你们愿意，希望社会给你们当议员的机会。这之间你们努力赚钱，我努力说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努力追求自由，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二、

　　我大概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份开始上网，网络对我的影响和改变极其彻底。对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网络是个人生活中不能够再好的东西。比钞票和避孕套更重要。在上网之前，我的写作和思想是隐私性的，我从未向任何传媒投过稿。我有篇文章，以柳如是为例，说明女性人物思想的公共性与其身体的公共性密不可分。女性往往只能通过其身体的公共性，来进入思想的公共领域。这种局面在今天也不能彻底改变。我想说的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底之前，我的精神就完全活在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我的思想获得一种公共性，并逐渐成为一个主要从事批评性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几乎完全借助了网络，就像柳如是借助了她的身体。

　　在上网之前，我把写作当作一种私生活。近十年间我以写诗为主。当作是抗拒世俗生活和获得超越的路径。但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十分肯定。我的理想化也许更多不是体现在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目标上，而是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视精神生活为更高更美的生活的人，如何处理自己和世俗生活的关系和距离。二是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如何处理自己和群体的关系和距离。

　　　　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也就是真正从写作和思想中获得快感和满足的人，都会有这两个方面的困惑。真正的写作者像英美的法官，多少是离群索居的。他有意保持着和群体及世俗生活的距离。不是保持一种形象，而是挨近了就会痛苦。我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在世俗生活与属于一个思想者的精神生活之间，有过几次的反复。生存本身的压力，和世俗生活当中的责任感是最主要的牵扯力量。毕业６年，我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搬了6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伤神的生存事件。每次搬家都会提醒自己在世俗当中的漂泊和无住，每次搬家都是对世俗生活一次深深的嵌入，并使我向往中的生活成为一个乌托邦。不过我的理想化体现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的方向并不是努力让自己从此在世俗中“有常”，而是令我更加亟需精神生活当中的有常，以此堪慰生存中的无住感。心的困境永远不可能通过外物的渠道去化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我在这一点上比较传统。作为一个７０年代出生的人，在世俗生活面前固执这样一种精神领域的贵族化品质。这一点我自己有时也不好解释。但通过网络，我接触到比我更加年幼的一些朋友，他们同样在艰难的当下坚守着一种精神生活的品质。　　　　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吃牛肉面都不会换地方。我最迷恋的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代表一种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这句话可以代表我对传统的整体看法。方向性不是说你随手一指就是那里，方向性是你指向那里之后还要上路，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走久了才有。方向的形成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过程。用英美的法学观点看，就是对于连续性的遵从。任何东西不连贯就不好看。权利、自由、民主，这样概念如果是抽象的，比如是写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里的，我一点都不会动心。但它们如果像英国那样，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我就会迷醉，会爱不释手。就像我对我的姓氏充满自豪。虽然王怡这个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门吹雪好听。但这个名字中蕴涵了一种传统，一种和我有关的、亘古以来持续不断的血统。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里的血，彭湃着中华的声音”。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关，和别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没有关系。流在我身上的血是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绝不是集体主义的。想到我的血缘来自千万年的传承。我就觉得我不比这世上任何的权威更卑微。我更不会认为国家、领袖和一切公共权力可以当然的凌驾在我之上。凌驾在我所有的先人之上。

　　换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不是本体性的，不是觉得传统的某个东西真是好，迷进去了。我看中和尊敬的是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我说的是延续到今天的传统，而不是恢复某种已被摧毁的“传统文化”。比如新儒家或大陆一些人对和合文化的吹捧。我对这种吹捧不以为然，那些东西早就没有了。我所理解的传统，就是指构成今天现实语境的所有既成事实。比如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后果，这也是中国语境中的一个传统。你不能绕开它，也不能像它当初做的那样用暴力去砸烂它。因为你要砸烂的不是抽象的体制，你必将要砸烂无数活生生的个人及其权益。顺水推舟，捍卫民权，不打断历史的连续性。这是一个基本立场。所以我坚持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财产权、契约自由、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的联邦化，以及司法独立，促进这些可以造就地方鼎盛、民间殷实的因素发展，比强调任何抽象权利的激进姿态更加可靠和富有意义。我觉得当代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让“中国人的权利”成为一种鲜活的、正在生长的传统，就像小商店门口挂的牌子，写着“正在营业中”。　　　　　　　　三、

　　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改变不了十年之间沧海桑田的周期性动荡。这使每一个十年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十年代当他的代表人物群体出来后，和其他年代的群体都有极大的断裂。尽管我并不喜欢以生长年代来为某个群体命名，但不可否认“时代性”就像性征，的确对它的群体构成了深入的烙印。我在叫“妈妈”之后学会的第二个词，就是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叫“婆婆”。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意味着在我童年，意识形态进入家庭之后的成长空间。另一个象征性事件是大地震在童年的阴影。我指的是四川的松潘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同一年。我有几个月的时间里在院坝的平地上睡觉，当时我三岁。对儿童而言，地震是最大、最神秘的不可预的力量。它象征着更大的地震将是未来岁月里的社会波动和世俗化的高歌猛进。我在刚学会说话的年龄里被一场地震吓坏了，十三年后的春天，我又在思想刚刚断奶的年龄被另一场地震彻底颠覆。这是个在目前不能详谈的话题。但对我来讲1989首先是一个人主义的关口。当时我读高一，满怀反叛的念头、亟待升华的里比多，和如同地下党人般创世的激情。那一年，个人内心的激昂是如此微不足道，时代的风云际会超出一个高中生的想象。一切在霎那间走样，我终究以一个未成年人的灵魂，承担了一场无从介入的风暴。后来读北岛的《一切》，发现1989对于我们，如同1979之于他们一样荒诞，仿佛西西弗又一次推石上山，又一次回到起点。

　　对自由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青春期。他对整整一代人的成熟和生理卫生造成不可想象的损害。我的全部思想成熟过程，都是对这一被摧毁的青春期的反思和弥补。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阅读、思考，目的之一就是想摆脱这一阴影。从我进入成都某座高校，“1989”像一个魔咒，不断在我内心生出冲动，不顾一切地渴望介入和缅怀。我妄图以自己有限的视界，去拼凑时代的残简，建立一种在我的年龄上可以理喻的模型。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弥补时代给予一个未成年人的创伤。而那是肉食者们绝不会在乎，也从未想过的。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