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梁文集：朋友的智慧

朋友的智慧
　献给
   　　　　　　　　　　　　数学家，我的另一种同路人
   　　　　　　　　　　　　孙伯豪
   　　　　　　　　　法兰西哲学家索勒尔确曾提出：哲学的本义不是
   　　　　　　　　　热爱智慧，而是朋友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

    关于本书由来、编排的一些说明
   　　我有一些朋友，我们常在一起交流文章。我们把这些汇集在一起的文章，给它们起了名字：《电影手册》、《未定稿》、《目录》。之所以会有这些名字，是因为这四年来，能够在一起交流文章的朋友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的名字，就成了这种变化的一种记录。
   　　但我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并没什么变化。当我把这四年里为与朋友交流而写的文章，几乎都收录到这部论著里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种基本上的不变性。
   　　这种几乎什么都没有变化的事实，即使我感到沮丧，又令我快乐。沮丧，是从这种几乎不变性中，使我有理由怀疑，这是否说明我的头脑狭窄、我的思想保守？但应该说，我的快乐还是远甚于沮丧的，因为正是从中使我看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与几千年前，由我们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哲学概念－－“道”的应对性：尽管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自己每天都在变化，然而，事实上，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变，仅仅是运行与达成，仅仅是发展与实现。
   　　这正是我今天乐意得出的结论。
   　　其实，我的快乐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看到这四年里匆匆的纸上涂鸦，而以后又从没加以反思的东西，一旦将它们收集到一起，就出现了一种似乎只能由合理的构思，精心的安排才会产生的结果，这时候，我知道这种快乐，它正可以被称之为“明显的命运设计”的快乐。象这样的快乐，却不是我们每天、时刻都能体会得到的。一个人只有对自己不心存幻想，对自己的思想前途放弃任何的人为努力，在经历了多年辛勤、无为的劳作之后，这样的快乐，才有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
   　　歌德将他的《浮士德》写了整整六十年之多，最后不改初衷而能完成，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二十岁时产生的灵感、思想怎么能够贯穿终生呢？然而，我们事实上却能够。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如何成为可能，叔本华在他的卓越论文《个人命运中的明显设计》中，谈到了我们生活中许多由人类盲目的意志所产生的命运的明显设计性。但是，真正涉及到了这个主题的人却是荣格，即，他对于同步性原理的论述。
   　　许多人看不到这种命运中的明显设计性，我们生活中的同步性现象，大多数原因只是在于：属于他们自己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也就没有真正地睁开过。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萨特为例。他是在这个世界上以倡导自由选择说、世界－人性虚无说著称的哲学家。但在他的私下生活里，我们却同样能够看到一种明显的命运设计。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的道白：“无法预料的事也许只是一种幻觉，新奇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昙花一现，人类的需要通过促使我诞生而安排好了一切……偶然事件并不存在，我只与它们偶然的伪装物有关系……我，这个命中早就注定好了一切的人……我的不幸也许只是一些考验，目的是要写一本书。”“我并无新闻。我发现我曾对之采取行动的东西和我曾预言过的东西都完好无缺。只有一个差别，我不知不觉地、不置一词地、盲目地实现了一切。”
   　　在这无数条致人以眼花撩乱的心灵解放路上，最后跋涉者的报酬也许总是这样：正当我们完全绝望，但是，突然之间，我们却发现自己一直都在企盼着东西，一切都在这里已经达成。在这悲欣交加之中、狂喜之余，我们或许就会象老浮士德那样吟咏道：

    一切无常者，
   　　　　只是一虚影；
   　　　　不可企及者，
   　　　　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状者，
   　　　　在此已实有。
   　　　　永恒之女神，
   　　　　领导我们走。
    这既是老浮士德所发现了的真理，也是歌德集六十年之甘苦写成《浮士德》的由衷感叹。这里，永恒之女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阿妮玛，我们永久的恋人形象，也是引导了艺术家投入永无息止的创造性生涯的创造神。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衷心地说出：凡是我该做出的事情，我都做了。凡我所写下的东西，每一篇都写得非常及时，它们恰恰正好，既不多也不少呢？！
   　　当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写作生涯发出了如此的感慨，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发现：一本所谓完整的书，那么，它一定是按自然的年代史编写成的。
    本书的编排，就是基于上述思想安排。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看清楚这一条来时的路。我们以为是自由的写作，自由的人生，其实在这背后，始终都存在着一种为我们的当前意识所无法知晓的命运设计。
   　　但人并不应该就此感到了一种自由的危机。想做就去做，不想做，那就尽管去放弃。米兰·昆德拉以犹太人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对一个信奉同步性原理，一个跟随着自己的直觉、无意识走的人说来，那么他就会真正懂得：我们并不应该为目的、为真理去操心。因为，真理不到时候，它是不会显现的，然而，一旦显露，那就会总是一目了然。
   　　真正值得我们去操心的是什么呢？
   　　到此，我的思想、写作历险记也就告一段落了。
   　　本书共分四个部份。第一部份、“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取自《电影手册》，写于１９８８年。第二部份、“思想家”，第三部份、“朋友的智慧”及第四部份、“走向道的内心呼唤”的前七章取自《亚文化未定稿》，写于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走向道的内心呼唤”后两章及“两种知识预期”取自《目录》，写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实际上，这四个部份，恰好也正是这四年来我的一条心路历程：危机，向书本学习，向朋友学习，向自己学习。当一种内心的呼唤终于被我完整地喊出：在这世界上，除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呼唤之外，哪还会存在别的旁路！这一天为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正是我３０岁生日的前一夜。那无数个已经过去了的闲散与等待，绝望与快乐的日子呵，仿佛这些年来，我始终都在等待着、酝酿着的就是这一天。
   　　自然，今天，在一种由“同步性问题”所带来的“新知识”层面上－－这种“新知识”形成于１９９０年，重读１９９０年以前写的东西，这时候，我的心情必然已是大大的不同。例如，“思想家”中的“鲁迅”一文，在撰写此文时，我的知性范畴中尚未出现同步性这个概念，结果该文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如果我当时就懂同步性原理，这篇文章自然就会以另外一种不同的知识面貌出现了。
   　　可在这种“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我们实际上又能说得出多少真正的不同呢？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里，当我们面对这种“新知识”，我们又会象老黑格尔一样感慨万千地说道：“其实，我们一直都懂得它。”
    1993年4于上海

   　　　　　　　　　　第一部　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
   　　《电影手册》起源于一群热爱电影的人自发地对电影进行一系列的探讨活动。电影，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传播媒介体，可以为我们提供从事文化批判活动所需要的文本，讨论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电影，这是作者撰写本文时的想法。更详尽地说，本文的产生基于这三种观点：第一，现代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充份表达；第二，中国电影正处于危机之中；第三，电影的危机是由意识形态的危机决定的，而意识形态的危机即大众舆论取代意识形态的时期。
   　　要完成对第一种观点的阐述，我认为这比较容易，但它需要化费较多的时间，因为它更多地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本文暂时将它作为一种不加阐述的基本观念而直接使用了。对于第二种观念，本文也不想加以详尽的阐述，这不仅在于篇幅有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的中国电影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因此，针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与其在一种体系背景中展开批评，还不如去写那些建立在批判者的直觉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的、直截了当的简短评论。在实际效果上，这样的文章不仅胜任有余，并且，也更加清晰易懂。因此，本文尽管作为《电影手册》中的一文，我最后还是将它写成了一篇属于一般文化议论的文章，即主要地讨论第三个观点，并且，重在探讨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危机的。
   　　而与此同时，作者并不敢期望本文具有哲学质量。如果通过本文的存在，能够将我现在所想的东西都说了出来，并且，还能使我的一些想法、观点使读者留有印象，提供一些启示，事实上，我就已感到十分满意了。因此，也可以说，本文是一篇就连一幅哲学的草图的资格都谈不上的文章，我仅仅是对中国的文化走向做了一些必要的观察与展望而已。
   　　我认为，在今天，不仅从事创作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而且，从事评论、批判活动也是极其艰难的。我当然是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今天已经是到了评论的时代的。不过，我们的这种评论时代的到来，并不是直接起因于我们的创作事业过份发达，因而已经到了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一般价值评论的时候。但创作的贫乏只能导致评论的贫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一种评论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从另一方面上看，也可以说我们的创作已经是十分的丰饶与发达了，这就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发达。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凡是被心灵读懂的东西，它总是一种创作。
   　　我们能够评论，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的不幸。由此想到全盘西化论者在中国的命运。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谈到一群向往巴黎的美国作家，结果他们真的都跑到了巴黎。可过后他们又全都“归来”了。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也会去经历这样一场流放的过程呢？
   　　这些年来，我所厌烦的思想，总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我们已经到了接受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真正的评论是没有的。等等。
   　　长期以来，使我感到苦恼的始终就是：该怎样给予这些舆论以坚决的回击。海德格尔、尼采、罗素都是些关注虚无、危机、怀疑论调，并且能够提供实存给予这些思想的疾病以致命一击的思想大师。而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中，良莠不分，美丑混淆，比比皆是。在这种现实的意义上，本文也可以说就是一次爆发。鲁迅在１９３４年对史沫特莱说：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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