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本来以为文革已远，后来才发现，那还是一个永不消散的阴魂。
    在我对文革的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而最近又经常在我的眼前晃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末的闷热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之外的家属宿舍区。黄昏之后，路灯初亮之时。我还不满十四，和宿舍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乘凉闲坐。突然，宿舍大门外人流拥动，脚步杂沓。有人在激情地大声讲话，喊叫着“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我们是好奇的孩子，都跑到了大门外去看。
    人群最前面，领头的是复旦家属食堂的几个女炊事员，其中有个大胖女人，手里拽着另一女人的头发雄赳纠地往前走。那个女人挣扎着，嘴里不断哭求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敌不过大胖女人的力大无穷，还有周围其他女人的推推搡搡，几乎是被拖在地上往前爬。她们边拖还不断朝那个女人吐唾沫，还有人不断乘机地从旁边从后面伸脚踢那个被拖的女人。
    那年头正是大斗牛鬼蛇神的时代，连我们孩子都知道准是又要开会斗争什么人了，但过去都是看红卫兵斗走资派，学生斗老师，我自己的家也被父亲系里的红卫兵来抄过了，我们还没有看过女人们也出来斗争谁，家属们要斗谁。我听耳边跑来跑去的大人们问来问去，才知道复旦家属食堂的工人要斗上司复旦家属委员会主任。

    复旦的家属委员会主任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谈龙的妈妈，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的夫人。我到谈龙家去玩，都称呼谈伯母，所以今天都不记得她的名字。我那天听到是谈伯母被斗，真有点被吓坏了，因为之前都还只听说谁谁的爸爸被斗，妈妈好象都没有事，我妈妈就从来没有被斗。同学中妈妈被斗的这还是第一次。
    谈家桢教授本来是留过洋的博士，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家住的是复旦最高级的第九宿舍，红色高墙之内的花园洋房和之外的简陋瓦舍颇有阶级的对比，而墙外住的包括家属食堂的工人。我记得谈龙家他爸爸从外国带回来的洋玩艺也多，比如当时少见的留声机。谈伯母也被认为是很洋派很斯文很讲体面的人物，在复旦过去是很出风头的，所以才当了家属委员会主任，大概也因为太出风头而背后总有点非议招人嫉恨。而这天谈伯母可是斯文扫地体面全无了。她被淹没在女人们的唾沫星子和咒骂声中。本来就是天热衣单的时候，撕扯之中，先是她的短袖衬衫被扯脱了撕掉了，后来是胸罩也被女人们故意扯开了，最后是半裸着上身，手被扭住，乳房垂吊着，白晰的皮肤挂上血红的指掐手抓痕迹，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景，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当时谈伯母白白的乳房明晃晃垂吊的样子。
    谈伯母后来被拖到了复旦大操场上的灯光球场，在复旦高能物理系当时发明的一种耀眼灯光下，被拖上一个台子批斗。我没有再敢跟去看，我真有点吓坏了。
    第二天，我就听到了谈伯母当天批斗完被放回家就自尽的消息。我觉得我的同学谈龙真可怜，只在一夜之间，妈妈就没有了。
   
   附录：
   
   XX：
    记得几天前，你曾经问我，我们的一些所谓民运人士，他们的精神资源到底在哪里？
    你说，有些人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真正的信仰，是对真理的追求，即使没有那场运动的轰轰烈烈，他们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思考，钻研人的自由精神和民主问题，写下过多少表达自由理念的文学和文字。即使没有运动，他们只是孤独的个人，他们也孤军奋战。他们中有些人，是九死而不悔，比如顾准。还有些人是因为有政治抱负，要经邦治国，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民主制度成为他们的选择方案。而我们说的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说信仰，不是。民主和人权对他们本来不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不是那场轰轰烈烈，他们可能还在过庸碌的生活，整天忙的是入党提级分房子长工资。要说有政治抱负，也不是，他们过去几乎不参与政治，没有表现过对政治制度问题有任何思考的兴趣，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倒也不一定张罗做官，只做良民顺民足矣。
    是啊，这些人怎么就进入了民主运动呢？有的甚至在一夜之间，能够成为一场民主运动总指挥级别的领袖人物，成了国际知名的人物，成了最活跃的头面人物。可惜，他们或是昙花一现，消耗掉不知多少民运的可贵的国际资源，然后消失，显然并无真正信仰；或依然是民主运动的头面人物，但钻营其间，专事争名夺利，而并不真正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理念规则，把民主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的精神资源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不详细讨论，因为答案自然很多，有名利之心，有表演欲望，还有造反精神，是平均主义的思想因素，也就是历来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运动的推动因素，也就是共产党话语中说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看见别人过点好日子就有不平之气。今天活跃在民主运动中的很多人士，我看在文革那种情形下，也就都是“造反派”。我请你回忆文革前期的情形就够了，所以，我附上一篇最近我回忆文革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