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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馬丁松和他的『蕁麻開花』

哈瑞‧馬丁松〔Harry Martinson,一九0四——一九七八〕是瑞典現代文學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一九七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瑞典文學界將舉辦一系列紀念他的活動。他曾經擔任過院士的瑞典學院將舉行他的文學報告會,諾貝爾博物館將舉辦他的作品展覽,國家劇院(DRAMATEN)將在四月份上演他的以中國為背景的劇作『魏國三刀』(TRE KNIVAR FRÅN WEI)。據我所知,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很少,因此鮮為中文讀者所知,包括住在瑞典的中國同胞也不熟悉,這實在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因此,我在這里節譯了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蕁麻開花』(NÄSSLORNA BLOMMA,1935)一個章節,并簡單介紹一下他的生平和創作。這不僅是為了讓讀者了解他和他的作品,也是為了借此展現上世紀初作者成長的時代瑞典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馬丁松最愛寫的是他童年的那個貧窮的瑞典,一次又一次地在作品描繪展現,至死不渝。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到,雖然瑞典現在的經濟地位是在發達國家之列,生活水平很高,但在上世紀初其實還是相當貧窮的國家,丰富的自然資源還未被開發利用,也就是說,瑞典經濟的起飛其實是晚近的現象,和馬丁松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同步的。作者的童年時代,貧困在瑞典還是普遍現象,特別是在作者家鄉瑞典南部布列京郡(BLEKINGE),地理偏遠,交通不便,年成不好的時候,還會發生飢荒,人口大量外流。馬丁松的父親曾逃荒到澳大利亞打工,回國後做小生意又破產,很早去世,而他的母親則為尋求安樂生活扔下孩子移居美國,使馬丁松成為『蕁麻開花』中馬丁那樣寄人籬下的孤兒。瑞典的幸運是未受兩次世界大戰之害,反而在戰爭期間大賣軍火而發了橫財,也是瑞典軍火工業發達的歷史原因。在上世紀大部分年代,瑞典社會比較安定,工業技朮穩步發展,有對外貿易的經濟优勢,外貿獲得的巨大利潤讓社會各個方面都受益,因此國內勞資矛盾不太激烈,職工福利比較優厚,勞力市場也未受沖擊反而需要移民來補充(所以形成與北歐其它國家相比遠為寬容的移民政策和移民階層)。瑞典從一個貧困的國家一躍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這就是百年來瑞典的歷史,而在這個時期,馬丁松也從一個無父無母孤苦伶仃到處漂泊流浪的孩子,從一個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水手和伙夫,在社會上步步高升,成為一個文學大師,榮任瑞典王家文學院的院士,并最終在一九七四年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我們因此可以理解,為甚么文學評論界把馬丁松的小說創作歸屬於歐洲現代文學中一個比較獨特的類別,即所謂「無產階級發展小說」,這類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俄國作家高爾基的長篇『童年』和『我的大學』等等。這類作品通常是自傳性的,描寫作者作為一個窮苦年輕人的發展道路,寫他如何擺脫貧困的家庭,克服有限的受教育條件和社會的羈絆而功成名就。在這里節譯的『蕁麻開花』也屬於這類作品,而它的續篇『出路』(VÄGEN UT,1936),書名就更加讓人一目了然,是描寫人如何找到出路擺脫困境。馬丁松的童年不光物質貧困,在精神上他也經歷了父死母离等一系列的家變,在他內心形成了一种傷痛和空白。他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克服這種傷痛,填補這種空白。他的父親因癆病去世時他還不到六歲。第二年,渴望過安定生活且還年輕有魅力的母親就拋下孩子移民到了美國加州。馬丁松從此再沒有見過母親。母親養育撫愛孩子的角色后來一度是由他的一個姐姐來接任,但這個姐姐也很快因癆病去世了。馬丁松自己也得了這种病,經常有肺出血,要長期住院療養。 幫助馬丁松度過所有這些生活難關的是一种不屈不撓的生活愿望,還有就是文學創作不可缺少的幻想的能力。怀著追隨父母到新大陸去的想法,他十多歲就渡洋出海,四處漂泊。他當過水手,伙夫,打過各种零工,做過流浪漢,還到過印度和南美,直到一九二七年再回瑞典定居為止。這些年中他在各种意義上都可以算是一個「游牧人」,而『游牧人』(NOMAD,1931)也正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詩集的書名。他的其它早期詩集,比如『沒有目的的旅行』〔RESAN UTAN MÅL,1932〕,素材都取自他七年多的海上生活。當時的經歷後來還展現在小說『通向鐘國之路』(VÄGEN TILL KLOCKRIKE,1948),其主人公布勒(BOLLE)身上就有馬丁松本人的影子。這本小說裁剪後殘剩的資料在他死後以『布勒故事』(BOLLESAGOR,1983)出版。這段海上生活經歷後來還在他的廣播劇『拯救』(SALVATION,1947)和『來自摩魯卡斯的魯特生』(LOTSEN FRÅN MOLUCKAS,1948)中都有描述,收在『瑞典廣播劇1947-48』中出版。而再後的廣播劇『到海上去的年輕人』(UNG MAN TILL SJÖSS,1951)更是直接的自傳作品。
    我們因此可以理解為甚麼馬丁松的作品中,常見的人物類型是水手和流浪漢。這些人出門在外,既离開了家,又四海為家。其實這兩种類型在歐洲文學中早就是典型性的象征人物:一是古代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為了回到家鄉伊薩卡島而努力十年;另一個是笛福的現代小說主人公魯濱遜,在偏僻大洋中的一個小島上,在自然之中,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家。其實,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流浪漢都是瑞典社會最活躍的社會群体:他們受一种內心力量的驅使,時常中斷自己正常的社會生活出外流浪,背一小包漫游,就是北歐語言中的「VANDRA」,所以今天這樣接待旅行者的最便宜的小旅店還叫做「VANDRAHEM」,就是「流浪漢之家」的意思。這種人甚至在田野上儲藏干草的小房子里過夜,靠四處打零工換取飯食,有時還要陪單身女人上床。他們一直在路上流浪,沒有什么具体固定的旅行目標。天亮就上路,這就是生活的目標,也是生活的意義。
    和很多那一代的作家和詩人一樣,馬丁松是自學成才的,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他的教育是靠實際的社會生活經驗,是靠他自己廣泛隨意的閱讀,借用俄國作家高爾基的說法,馬丁松上的是社會「大學」。他的文學才能是來自他非凡的語言天賦,也是靠他廣泛閱讀各种文學作品取得的營養。隨著時光流逝,他的學習領域擴大到了哲學和自然科學,也掌握了大量非文學的知識,包括理論物理等等。在廣泛閱讀中,他也讀過中國的歷史、哲學和文學著作,也了解一點中國人的道家哲學。他認為流浪漢的風塵仆仆的道路就是道家之道,大寫的道。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是馬丁松的哲理表達得更為簡單一些:「万物永如斯,從不异樣。」他的劇作『魏國三刀』就是他根據這些雜亂無章的閱讀來杜撰,所以其實和中國的實際歷史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此劇本我已經翻譯成中文,年內大概可以出版。)
   瑞典文學界曾經把馬丁松說成是「最金黃色」的無產階級作家,或者說是左派作家。他首先是在工會的刊物『水手』(SJÖMANNEN)以及社會主義組織的刊物如『火焰』(BRAND)等等雜志上發表了很多作品,主要是抒情詩歌。而他出版的首部單本作品是幻想小說『鬼船』(SPÖKSKEPET,1929),明顯受到吉普林(英國作家,19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也早已凸現作者的幻想風格。在詩歌上,他最早的楷模是現代主義的美國工人詩人惠特曼和俄國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后來他加入了一個瑞典青年作家的小圈子,就是由倫德奎斯特發起的文學小組『五青年』(FEMAN,1929)。這些青年作家思想都比較激進,主張標新立異,對一切新的藝朮和文學都來之不拒。而在五人中,馬丁松這個人生觀明确、充滿活力、既有天賦而又有丰富生活体驗的早熟的世界游牧人,是最受崇拜的人物,尤其是得到女性的愛慕,而他也愛慕女性。在性愛中他還不斷尋找和補償他童年失去的母愛。這當然是有些心理變態的。馬丁松在二十年代末就結了婚,妻子比他大十四歲,且已生育過很多孩子。她和他一樣也是一個出身下層的作家,筆名是莫婭‧馬丁松(MOA MARTINSON),也是瑞典現實主義女性文學的先驅。他們曾長期居住在莫婭在斯德哥爾摩蘇侖達(SORUNDA)的一所房子,除了和以倫德奎斯特為首的文學小組交往外,馬丁松還和現代主義畫派『X-ET』的很多畫家來往,同時自己也創作了很多油畫,主要是工人肖像和自畫像,有超現實主義手法和異國情調的風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馬丁松的思想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因此還自愿報名參加了芬蘭的冬季戰役,并把自己在戰場看到的寫成報告文學集『走向死亡的現實』(VERKLIGHET TILL DÖDS,1940)。
   馬丁松的性格特點是興趣廣泛,不拘一格,在各方面都是一個永不止步的游牧人。他的游牧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在閱讀和愛好方面的;既是社會意義上的,也是個人生活和性愛方面的。在文學上他更不受條條框框的限制,風格多變。他的文學創作是詩与散文交替使用,還時而嘗試戲劇,相得亦彰,小說中有游記風味,而自傳中又有幻想色彩。尤其是他不斷在許多作品中開拓和培養的一种特別的文体,是介于散文詩、論文以及有他自己最獨特的自然寫生之間的一種風格。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散文集『蝗蟲與螳螂』(SVÄRMARE OCH HARKRANK,1937)、『仲夏山谷』〔MIDSOMMARDAL,1938〕,另外還有一本詩集名叫『草叢中觀看到的景色』(UTSIKT FRÅN EN GRÄSTUVA,1963)。后者的名稱反映了馬丁松創作的一個极端,就是以小見大:他可以非常切近地觀察自然,近到象昆虫那樣看世界的角度。這种角度當然有非常有效的觀察效果和對世界的體驗:「在多雨的季節,為什么人會如此怀念昆虫?是啊,因為它們比別的生物更能響應夏天的呼喚。它們給了夏天神經。它們在鮮花和草叢間跳來跳去,使夏天的田野變得那么神經敏感,生机勃勃。」
   馬丁松文學創作的另一個極端,和草叢中的景觀形成對比的,是遼闊的大洋和遙遠的新大陸,而且不僅如此,還走出塵世進入星空。在現代武器和冷戰的陰影下,他創作了一些宏篇巨制的作品中,借用科幻小說的手法來圖解人類破坏自然的過程和原子武器帶來的災難。長詩『安尼亞拉號』〔ANIARA, 1956〕描寫人類在地球即將墜落之前乘坐一艘巨型太空船离開地球。安尼亞拉號是他自己給這艘太空船想出來的名字,它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的圖象在未來的投影,也是用詩的語言形式描寫的「對人類在時空中的回顧。」這是一部非常罕見的作品,不光在他自己的創作中是獨特的,在整個西方現代文學中也別具一格。 不管馬丁松選擇什么体裁,不管他的題材取自何處,寫作動机是什么,他首先是一個語言和風格的大師。他對明快自然的詞組有准确清晰的感覺。他的隱喻丰富而引人入胜,用詞出人意料而又絕對正确。他的散文佳作因此有如詩如畫的效果,而他的詩又相應地有散文的具体實在。他以這种詩文結合的方式形成的藝朮在這里譯介的作品『蕁麻開花』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几乎再也找不到其它更好更丰富的例子了。 『蕁麻開花』是自傳和虛构相結合的一部小說。小主人公馬丁的經歷也有一半是和馬丁松小時候一樣的,另一半則是經過藝朮加工的詩化形象。自傳小說一般用第一人稱「我」來敘述,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我」容易因為藝朮加工而美化。為了和純粹的自傳作品保持距离,馬丁松用第三人稱「他」來敘述,而且這個「他」在小說中也不是始終出現的。作為楔子的第一章,寫的是馬丁出生前的事情,寫到馬丁的父親從澳大利亞回國後在瑞典南部農村的一個小地方開了個小店。因此,馬丁的出身屬于地位較低的中產階級下層。馬丁松曾在小說中曾給這個階級下過精确的社會學的定義,可以恰到好處地証明他的敘述風格:「中產階級分成四种。一、家里既有油畫又有鋼琴的,二、家里有油畫但沒有鋼琴的,三、家里有鋼琴但沒有油畫的,四、家里既沒有油畫也沒有鋼琴的,馬丁的家就屬于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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