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文集：想象回家

想象回家

“人们告诉我，这房子的主人从来都不在家。”

——亨利克·易卜生：《培尔·金特》

    一

    喜欢一首歌，到处流浪的三毛写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常有瑞典朋友问，你从哪里来？当然回答是从中国大陆来，不是香港，不是台湾，也别把我当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朋友继续问，知道你是中国人，不过中国可大了，问的是你从中国什么地方来？我就学三毛，最好是别问，我也不知道，只能说我的故乡远方，在中国。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有的瑞典护照上，出生地写了湖南，那是按照原来中国护照上的籍贯转过来的，就是说依照父亲出生地填写，其实不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江苏常熟，是母亲家乡。但也难说我是常熟人，我七岁就离开那里到上海上学，因为父母分别在上海复旦大学及其附中教书。六六年回过常熟一次，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也有人把我看做上海人，因为有个家在那里，母亲现在还住上海，我也会说点上海咸话，但我只在上海读完小学中学，就自己把自己“流放”到塞外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去了。其实我很愿意说我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我在那里待了八年，和抗日战争时间一样长。我会说当地汉语方言，知道蒙语“赛”表示好“乌素”表示水，有了“赛乌素”好水扎下蒙古包就是家。我碰到内蒙古来的人会感觉亲切，网上结识一个蒙族姑娘，至今还时常通信。不过，我又是从北京出国的，我在北京读大学读研究生又留校任教，前后也是八年，也在北京安了个家，所以，要说我从北京来也没有错误。其实来瑞典前，我还在挪威读过四年大学，在奥斯陆也安过一个家，那里算是我又一故乡。我上了一年挪威语精读课，通过了可读研究生课程的语言考试，在戏剧系又读三年研究生课。我是手持一本挪威发的旅行证件嘴说一口挪威语到瑞典来工作的，俨然算一个挪威人。北欧几国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就是可以各说各的本国语言，但互相却可以沟通，其差别还不如北京话与上海话或广东话。我刚站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一开口就让学生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这个老师用挪威语给我们瑞典人上课，却是黑发黑眼黄皮肤地道中国人！

    我觉得我已经难说故乡是哪里。我是个四处漂泊流浪的流浪汉，到哪里都是异乡人，到哪里也都是故乡，就象我一篇介绍俄罗斯流亡诗人布罗斯基的文章题目， “四海无家，四海为家”。

    二

    要说回家先得说出走，没有出走，谈何回家。

    电话里，年迈的老母多次唠叨着说，生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飞走。你属龙，又是早上八点生的，早上的龙要飞出门，不会留在家里的。

    母亲的话，我未必当真。人的行为之因，古希腊悲剧说是天意命定，莎氏比亚以为个性使然，浪漫主义以理想带动，现实主义强调社会环境影响，自然主义摆出生理原因，弗洛伊德研究出心理和潜意识，荒诞派戏剧干脆认为毫无逻辑理性可言，这些我都曾兼而学之，也难偏执一端。只有一点明确，我确实很早就从家里飞出去了。一开始也没想到能飞那么远，先飞到了中国北方，然后居然飞出国境，飞到北欧，甚至飞到过北极圈内。

    出走的念头从小就有，除了想入非非的天性，那时还觉得家庭气氛憋闷，有点象是牢笼，总想要冲出去。这当然还不是一种明确的自由理念，而有别的因素。说到我的家庭，背景确实有些复杂。母亲这边给了我一点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确实就是一点，不多。外祖父曾经留美，回国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大中文系主任，我母亲也就读于这个教会学校，所以有些洋气，信仰基督，会说点英语，会弹钢琴唱英文歌，讲点莎氏比亚。父亲这边是另一种革命传统。祖父参加过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造大清皇帝的反，而我父亲很小就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参加过家乡湖南湘潭的农民运动。据如今修订的《湘潭县志》，当时我的亲舅公杨昭植是共产党湘潭县委书记，两个姑妈分别是妇女部长青年部长，我父亲才十几岁就当儿童团长。到马日事变国共翻脸，亲舅公被杀后人头挂在湘潭城门上示众。父亲逃到我大伯父（北大毕业，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那里避难，因此脱离革命而转走蔡公“教育救国”道路。我出生时父亲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不过又入了共产党。我后来在海外碰到流亡出来的苏绍智先生，还说到他当时是我父亲同事，还是入党介绍人。在我看来，父亲表面是个共产党人，是个现代学者，骨子里其实还是个谨言慎行的封建士大夫。学术上他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满脑子重农轻商的传统理论，贬低资本主义；文化上也比较保守，对西方现代文明相当排斥。他的书房里，西方文学著作几乎一本不见，只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一类的东西。就治家而言也有些封建古板，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里会拉起窗帘摆上祭品跪拜陈家祖宗。父亲讲究律己的礼教，也想把子女训诫成为一个个循规蹈矩的人，但家教甚严反而也造成如今所说的逆反心理。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家庭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母亲是受到压抑的，而我在家是个老幺，受到母亲宠爱更多，也跟着感到压抑，所以或许这里还有点弗洛伊德“恋母弑父”情结。母亲甚至兄姐的娇纵，也使我变得任性不羁，有时一赌气就喜欢一个人在野外闲逛，自由自在，用不回家表示抗议。那时家住上海复旦宿舍，外面都是农田野地。国民党撤退前曾经想固守上海，郊外遍筑钢筋水泥的碉堡，我经常在这些碉堡旁游荡，碉堡内幽坐，有时看到过死人的白骨，引起我对这些白骨原主命运的遐想，后来写入了小说《开阔地》中。

    十四岁的时候，文化革命如火如荼，自己也很想造反，但是家庭出身有了问题，父亲因有“脱党变节”历史问题而被斗，被抄了家，所以我当不了红卫兵，没法学红卫兵串联走遍天下。不过我曾经和伙伴翻墙进入上海火车站，身无分文也想去扒火车闯天下，结果是被民兵抓获，通知我家里来人领回。

    出走的梦想在十六岁时终于实现。当时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终日流落街头，聚集生事，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安定的隐患。湖南省有个城市想了个办法，把城市青年遣送下乡，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方法上报中央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赞，大笔挥动，让城市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复旦在上海郊区，复旦子弟本来可以就近插队落户，让本来瞧不起郊区户口学生的市区学生羡慕得要死。二姐二哥都到附近宝山县农村落户去了，那里和全国农村相比还算富裕，丰衣足食没有问题，离家又近，骑自行车去也不过几小时，但我却不想步他们后尘，守在家门口，所以自己报名到最艰苦没有多少人愿意响应的内蒙古去，逞心和“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作对。中学领导正苦于市区学生大都不肯离开繁华都市，有我这样舍近求远不要动员自愿上钩者，自然欢迎鼓励，甚至树立为榜样，却不知道我自有私心。父母想劝阻我，还动员兄姐来说服，但毕竟不敢承担抵制伟大领袖号召的罪名，也就阻挡不住，我的出走终于成功，在六九年春远游内蒙古。记得出发离开上海时，火车站上一片哭声，正和阿城在《孩子王》开篇描写的一样，甚至有上海小姐哭得死去活来，而我心中只有兴奋和激动，只有脱离了牢笼的自由之感。

    也正因为这是自我流放，至少从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把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成一种离乡背井的人生灾难，或是作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和惩罚来抱怨。对那一段农村生活，黄土高坡，粗食淡饭，我至今还是怀念不已，也把它当成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远方－雪》和《大儿马》等等都是那段生活的记录。我相信，有些文友和我定有同感，比如写出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的史铁生，都不会对下乡有哀怨之气。最要紧的是，远走他乡不仅是和家庭和城市拉开地理上的距离，其实也是文化和精神反叛的一条途径，天高皇帝远，只有在那边远偏僻的地方，在代表权力的文化与话语相对薄弱的底层，当权者精心构建在少年人心中的种种偶像才土崩瓦解，我们才获得了颠覆的力量，重塑自我。地理的距离因此转化成文化和精神的距离，身体的出走也成为精神的出游。

    更没想到那么偏远的地方还残存各种不同文化的遗痕，也开辟了我精神出游的新天地。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就有比利时来华传教士修建的天主教教堂。曾在地头和我一起锄地或筑坝的就有毕业于张家口神学院的神父，穿戴和当地农民已经没有区别，可谈吐见识让我听了发呆。县城还有个文化馆，当时封存了不少旧书，正好有个知青后来分配到那里做图书管理工作，偷出了很多禁书给我们这些还识字的好事者传阅。我就是在那时读到了很多西方名著，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氏比亚数大悲喜剧，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欧也妮·葛郎台》、《邦斯舅舅》、《贝姨》、《高老头》等等。凡是能抓到手的就乱读，饥不择食，而尝食禁果本身就让人兴奋。谁能肯定，亚当和夏娃不是有意尝食禁果而把自己放逐出上帝的乐园之外？

    精神的出走从此更漫无边际，越是禁地，越想深入，而且发现文学创作可以给自己的出走开辟新天地，即使笔力不足，还没找到自己的语言，幻想却无须受到现实世界的局限，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时间和空间。我写过长诗《水手之歌》，趴在炕头上完成了长篇《酸葡萄》，都在身边的知识青年朋友中传看。

    文革结束后我考到北京读大学，身体回到了体制文化中心地带，精神的出游却从来没有停止。一九七八年年初入学，年底就进入了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成了张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今天》文学杂志的成员。当时北岛芒克等人正在筹备这份杂志，这些诗人不缺诗歌就缺小说。我就读中文系，有一篇小说作业曾经被仍很保守的老师作为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作品批评，但在同学中传看，有个同学正好是北岛邻居，做了介绍，北岛就邀我加盟《今天》。记得北岛带我去参加编委会议的时候，心中也有一种小时候离家出走的兴奋感，仿佛看到威严而小心翼翼的父亲坐在云端，张口结舌，却再发不出呵斥的声音。

    中国的政治气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影响，一场场政治寒流总让不少人感冒头疼。西单民主墙消失了，《今天》被封杀了，一批朋友入狱了，一批朋友退隐了，我大学毕业分配时也遇到种种麻烦，个人行动自由和语言表达时时受到限制和压力，需要不断抵抗，但坦率地说我对此并不非常在乎和敏感。我认为精神的自由和身体甚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大致无关，精神的出游和身体的出走完全可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出版，却不能中止我的思考。不论身处何地，即使牢狱之中，也没有任何高墙可以禁锢我的心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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