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

   11月30日晚8时，我与徐文立通话，讨论中国民主党组团赴台湾观选之事。他说，正在起草一份委托书，让我几个小时后再联络一次。谁知，1小时后，即晚上9点，文立便被逮捕。几小时后，我得知文立和湖北秦永敏、陈中和、萧诗昌、以及浙江来金彪被抓的消息。我不得不与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副主席高洪明联络，由他代表民主党基层选举参选委员会和京津党部发出一份委托书。（另一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给海外筹委会的委托书从浙江发出。）

   文立被捕，我不奇怪。一是中共已经发出警报，二是文立本人也已做好心理准备。我在这里，将徐文立被捕前1小时与我通话的要点写出来，从中可以看出文立的思想脉络和他不怕坐牢的决心。

   我建议文立他们国内民主党组织写个赴台湾观选计划，然后传真给海协会，并要求海协会给予方便，看海协会如何反应。我告诉文立，有个民间团体“全国台湾研究会”（实际上为中共控制的组织）已经组团赴台观选，既然别的民间团体可以赴台，民主党和北京基层参选委员会也可组团赴台观选，并要求海协会协助办理赴台手续。当然，我明明知道，中共控制的海协会不可能成全民主党的这件“美事”，我的意思是，走个手续，也好看看海协会如何表态，并为同海协会打交道提供理由。

   文立在电话中说，中国民主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有自己的自主权，一来民主党的成立不用中共的批准和承认，二来行事也用不着知会中共当局。他们北京天津党部已经开会决定，鉴于国内人员现在不可能成行，马上会写一个正式委托书过来，委托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全权代表他们组团赴台观选，但没必要同海协会打交道。

   从中可见，徐文立的思想自6月浙江组党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浙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组党后，我们曾与文立联系，希望他来牵头，促成北京民主党的成立。那时，文立忙于和彭明中发联合作，并与彭明联合建议“组党缓行”。文立当时强调，他有通盘的考虑，不急于参与组党。后来，北京任畹町等筹组了民主党北京筹委会，我们尽管知道二人有些不和，但仍全力支持任畹町的行动。我们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同时，我们也理解，徐文立要考虑全局，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暂时超脱一些，也许将来对全局有好处。

   11月初，徐文立突然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对于徐文立的转变，有人表示不能理解。我却认为，这种转变是预料中的事。一则，徐文立本来就有组党的思想基础。傅申奇同我说，早在79年民主墙时期，徐同他就认真考虑过组织民主党的事。二则，徐文立原来支持彭明中发联的活动，想以更加中性和温和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然而，中共却对中发联采取打压，手段并不比对民主党的打压来得软。当温和的道路被当局堵死之后，人们趋向采取较为激进、直接的抗争，是十分自然的。

   徐文立最近的另一个思想突破，是关于民主党的成立要不要得到中共当局批准的问题。起初，徐文立呼吁中共制定《政党法》，以便使反对党的成立“有法可依”。中共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我们根据该公约的精神，开始造起“废除成立社团的事先批准制，实行事后报备制”的舆论。为此，我特别写了《中共的社团批准制可以休矣》一文。王希哲还托人找出了1946年中共《新华日报》抨击国民党的社论，用中共之道，还制中共之身。而真正在行动上否定中共社团批准制的，是徐文立。他组织的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是正式的组织，不像其它各省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他说动湖北的秦永敏、陈中和等，起而相应，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党部的领导班子，去掉了“筹委会”的冠称。中共对徐文立、秦永敏的新一轮打压活动，可能与两地无视中共当局警告、正式成立民主党党部有关。文立还多次向我建议，应推动其它各省、市的民主党立即“转正”，抛掉“筹委会”的“冠称”。而我左思右想，认为还是缓一缓好。看来，我这个“激进派”的帽子应当去掉了。

   形势比人强。徐文立的转变，由“不结社”、“缓结社”、“缓组党”，到“快组党”、“组正式的党”，说明，他不仅能跟上潮流，还有领导潮流的眼光和魄力。文立，你是个勇者！(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