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文集：三次长谈忆王策

提起组织反对党，王策博士的理念倒是曾经和我完全一致的。他是1989年4月由中国民联骨干组织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的委员之一，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最早期的创党党员。我的印象里，凡是组党的事，他都十分积极。记得1985年，当时我还担任中国民联的主席，我在洛杉矶首次与他见面详谈。那时，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硕士学位。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民联的理念，并指出，民联仅是一个压力团体，一个过渡形式，它终将向反对党跨越，最终将组建中国的反对党，再迈向执政之路，实现我们的治国理想。王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自此，他成了民联坚定的一员，一名坚定的组党派。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但是，这第1次与王策兄的长谈，并不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谈话。与他促膝相谈，我印象最深的有3次。

一、

一次是1989年4月初，在夏威夷。我去夏威夷大学演讲，是王策安排的。那时他在夏大攻读政治学博士，也是民联夏威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我去的当天傍晚，碰巧有一个基督教会查经班活动，张慧峰夫妇邀我参加，并请我在查经班上做了见证，讲我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王策也参加了。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他已经接近教会，但尚未信主。晚上，我到王策住处，时间尚早。我想，应抓住主赐给的这个机会，把王策兄领到主的面前，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主的恩典就要降到他的身上。夏威夷民联支部真的充满灵性，负责人王德耀也是主内兄弟。

我知道王策兄崇尚道家，爱好古文诗词，国学工底很深。我就从国学谈起，再讲到圣经。他对我是怎样信主的问题，非常好奇，问得非常仔细，听得也格外入神。我讲了皈主的理性和感性经验，也谈到圣经真义与民主制度的有机联系。我说：“当你走入教堂，来到主的面前，不管你是总统、还是教授、或是学生，大家一律互称兄弟姐妹，大家都在上帝面前忏悔，都承认是罪人，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基础。”就这样，我们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基督教义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义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义与独立人格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说：“我到西方来，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基督，找到了真理。‘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请来了赛先生，但忘了其根本──基督先生。”

那一次，我和王策兄几乎谈到天亮。那次去夏威夷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正好在89民运前夕。当时，民运内争，士气低迷，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在夏大演讲和与侨界座谈时，大胆预言民运高潮即将到来，激励众人士气。结果不久，89民运爆发。那大概是我的预言最及时兑现的一次。

没有多久，传来王策兄受洗皈主的喜讯。后来，更看到王策弟兄的力作《中国重生之路》。王策弟兄文静儒雅，笔下却雄兵百万。其大作的中、西文化力道，非一般人所能及。细读之中，深感主的恩典，启发了他的潜能；深感他的超越，已经在很多方面，把我抛到了后面。

二、

另一次记忆深刻、永世不能忘怀的谈话发生在召开自由民主党第3次代表大会之时。地点是美国康州三福市(Stamford)罗曼达旅馆。靠近纽约，重要的是该旅馆的总裁支持民运，费用极低。时间大约是1993年夏天。

本来，世界各地的很多老战友们抽出时间，前来开会，是想推动我再次“出山”，竞选出任主席一职，把自民党和民运的气势再次拉高起来。但是，由于特殊因素，计划临时有变。为通盘考虑，我在选举头一天晚上放弃了竞选。一下子，大会炸了锅。一帮人聚集在安然的房间里找我算帐。指着我鼻子谴责的有之、后悔来开会的有之、左说右劝的有之。邵一夫、王涵万二兄还大叫：“搞什么飞机？我们回家了，散伙算了！”代主席杨农把我叫到旁边道：“我的初衷是把你重新推出来。任务完成了，我就退。看来，形势控制不住了，你不出来可能会乱掉。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出来吧。其它事情我帮助处理。”

大家发完了劳骚、出够了气，静了下来。“听听老王的，听他怎么办。”轮到我说话了。我知道，此时重要的，不是要过多解释我为什么不出马，而是要拿出一个替代方案，说明这个替代方案不但可行，可能会更好。这是稳住大家的关键。我详细讲解了“由王策出马、杨农和郑源出任副主席，以及林樵清任秘书长的方案”。大家觉得有理。问题立刻变成“王策愿意吗？”“只有老王亲自出马说服他。”有人提议。我打包票说：“王策的工作包在我身上，我了解他。”

到了王策屋，发现他已经躺下睡了，好像边房间的台风对他毫无影响。同屋还有徐英朗，他也是我们主内弟兄。我开门见山，请王策出山，临危受命。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抉择，开始，王策还推辞，但后来被我的真诚所打动。加上徐英朗在旁劝驾，王策终于答应下来。但他再三强调：“我出来顶顶可以，但要说好，只做一届。”我说：“一届也行，你祷告一下，听听主的吩咐。”

对于王策的学者风范，大家多有好感。不过，也有人不大放心说：“老王，你的问题就是轻信人，看错人。谁能保证他不是第2个胡平？事先说得好好的，到时反过来整你。”对此，为消除个别人的顾虑，在第2天的选举大会上，我专门介绍王策说：“大家担心胡平事件的重演。有人曾嘲笑我‘推胡平前，你动员大家支持，说是挖到了一个金矿，不得了。结果，你挖了个地雷，把你自己炸了，把民联也炸烂了。现在，又推王策，这是不是一个新地雷呢？’我告诉大家，王策和胡平不一样，王策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心中有上帝、有标准、有原则。”

王策顺利当选。从此，王策被推到了锋口、浪尖上。他对我说过，以后的一些事，可能就有些身不由己了。与王策的那次“康州畅谈”，对其后海外民运格局的演变，有相当影响。

三、

这第3次不能忘怀的交谈是王策闯关回国前、在纽约的一次深谈。那次是王策主动找我的，民联阵—自民党即将分裂。大家知道，民联阵—自民党97年底纽约合并后，内争就没有断过。王策作为主席，陷入泥潭，做不了正事，内心十分烦恼。他找到我的第一句就说：“老王，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怎么办哪。”他告诉我很多情况，显得非常无奈。我说：“你纠缠在里面，太可惜了。时间长了，人会废的。你不能废了。现在要大开大阖的大手笔做法，才能解决问题。三条路：一是去西部，接《中国之春》主编，与西部大和解，我来做周旋；二是干脆加入正义党，我保证你天天有正事干；三是回国干，你回去有条件，中共一直不大注意你。唐婕回去搞了大半年，回老家才被中共发现。总之，一句话，一定要跳出现有的小格局。现有的格局决不是你的格局。你看，我跳出了原有格局，跟大家组织民主正义党，事情就做出来了。我要是还陷在什么‘民联阵—自民党’里、陷在老民联里，一事无成。薛伟叫我回去重组民联。那里面问题那么多，去自找矛盾吗？民联阵—自民党，这个名字就怪怪的，不很正式，成了泥潭一个。你一定跳出现在的格局，一定！”

王策苦恼地低头沈思，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道，王策是个太重人情的人，他一时难以跳出周边的环境，我不能强求。但我总觉得他是个大才，这样下去实在可惜。王策半开玩笑地说：“还不是你老王给害的。”我急着问：“别管谁害的了，你总得拿个主意。你叫我出主意，出了又不听，顶什么用？”他想了很久才说：“我还是去做基督教的工作算了。但是，你的意见我是会考虑的。”

我们还就他提出的“保证中共执政30年不变”的观点，交换了看法。我说：“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是革命派。你的《推倒心中的柏林墙》一文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怎么一下子你成了改良派？”他给我解释了半天，说外面误解太多，其实他的总观点没变。他的意思是，提个改良方案，中共如果不接受，再革命别人就没话说了。我讲：“中共根本不会理你的方案！提一万个方案都没用。你那篇文章至少没有写全面，让人感觉不对劲。要再写文章澄清。”

最后，临别时，我反复叮嘱王策：一定跳出现在的格局。一时做不了决定，先回西班牙，至少离开纽约，地理上摆脱内争的束缚。

以后，我找过他好几次，想先合作做些实事，但是电话始终没有接通。再后来，民联阵—自民党发生解体，王策凄然离美，回到西班牙。接着，王策来到法国，与岳武相约，取道越南，进入云南昆明。岳武平安撤离。王策博士则开始了他的神州之旅和上书计划。王策弟兄以他的实际行动，不但跳出了原来的小格局，而且跳出了海外的中格局，投身到了中国大陆的大格局。王策弟兄以他的实际行动，推动其理念的实现，向世人证明，虽然他提出了《中共执政30年不变改革案》，但他对中共专制者绝不会献上奴颜和媚骨。他，真的跳出了格局，干出了事业，震动了全球，也荣耀了上帝。无论改良，还是革命，起而行之，应当是最基本的一条。

现在，共产党镇压了一下国内的组党运动。民运中一下冒出了很多“先知先觉”的评判员。又是应当“先冲破报禁，再冲破党禁”，又是应当“先搞非政治组织，再搞政治组织”，又是什么“政治组织非公开化，公开组织非政治化”，空口白话，意在批评“组党派的冒进、不当”。好哇，你们像王策一样回去呀，回去冲报禁呀，回去搞非政治组织呀，我支持你们！王策弟兄的一个回国行动，胜过你们的万千评论。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檄文，盖住了原来所有小格局内争的杂音。王策回国，求仁得仁。我相信，杭州的“审判”本身，已经确立了王策博士的地位。

让我们为王策弟兄、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祈祷──主，谢谢您拣选了王策弟兄。您把王策弟兄派回国内，一定有您的美意。您一定会眷顾王策弟兄，以彰显您的大爱。您一定会更加善用王策弟兄，以彰显您的大能。主啊，我那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是在远离您而历经魔鬼的折磨后，才接受您的。那是您的土地，那是您的子民，前途掌握在您的手中。我们祈求您以您的大爱和大能，带领我们，带领王策弟兄，带领那亿万的子民，走入您的怀抱，走向您为我们建造的乐园。我们献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999.1.2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