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妹妹——顶现在说实在的也是很难过，那时更难过，所以我特别劝妹妹千万别轻生，这事也不怨咱。

    这时我妹妹住在妇联主任家，正在那躺着，一见我的面就抱头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刚过十五岁呀！我就要去拼命，跟他一个对一个，谁也别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严惩他，公社领导答应了。我把妹妹接到家里，当然跟她说千千万万别叫咱妈知道。我说：“一定把你办走。我回去就给你办，我们领导闻都答应了。你在家可别胡思乱想，要有嘛事你就对不起我了。”唉，我这妹妹，才十五，当时那样子，甭提了。过几天，我又去那公社问妹妹的调动手续，再次要求处理那会计。实际到后来根本没动他。在农村，会计掌财权，和大队干部一码事；那些土皇上啊！据我了解到今天也没处理。您说今儿再去找?哎，更没用了！十多年了，换了多少本皇历了！

    这次到家，总共呆了十来天，没一天在家闲着，弄辆破自行车，去访我们连队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时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没人，再去。我是连队负责人是吧。就是想限人家里介绍介绍情况，叫家里人放心。我们都挺小的，离家那么老远，谁放得下心呢。我妈妈疼我极了，埋怨天天跟儿子见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责任这么做，特别是见到我妹妹，就联想到别人家嘛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饭，每天夜里睡觉都大喊大叫；瘦极了，脸也没血色。我妈也看出不太对头，可万万想不到那儿去。我们就好歹哄弄着呗！后来我把妹妹办到了我那去。满以为她到我身边就踏实了。但是呵，不知怎么慢慢传开好多风言风语。传来传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风问题，呆不下去才办来的。是不是打办调动的人那儿传出来的，说不好。如果人们知道真情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觉出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跑在前头，别人割一亩麦子，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进。一次次入团入不成，女同志们就是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有人还要求组织调查她历史。组织明知道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出来我妹妹的脸没处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的呢?一点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话来，“你不干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脸皮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到换了环境还会出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点叫人骗进窑子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出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插队的，强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触印象慢慢会变。我一次次做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坚强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特别敏感。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点苦没害处——我做一个干部也不能那样做。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干一点儿。妹妹心里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学生慢慢品出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又隐约觉出什么来，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毛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干得特别突出，先后都入了党，后来还选拔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子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部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触到大量案卷。发现很多农场干部，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处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场呵。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干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什么问题呢?也是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击了。组织部门派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核对，没想到她根本不承认。实际上按照当时审问记录，处理材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干部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欲的恶棍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呵，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

    我对待人生为什么现在还很积极?就因为我在这段生活中——多艰难的生活阿——还有收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们开垦的。是啊，说到这儿，是有点自豪嘛的。我们去到那儿还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点儿，一无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见边儿。农场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极少是五十年代的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当然老一辈绘打下了一个基础。确实，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麦子熟了，粮食上场了，西瓜结出来了，猪养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都是自己干的。所以说这青春不是完全丢掉了，确实有价值，是吧!

    我的好多战友没回来，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给坏人弄死的。都是身边战友的事。上海的一个知青跟我同时接到命令，说有个坏人破坏农场，要我们去搜捕。大黑夜里，正好叫我们发现，逼他到河边。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没办法就跳进河里。当时四月份，河水刚刚解冻，水面还漂着冰片子，这个上海知青也跳进去了，棉袄没来及脱，游着游着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坏人也淹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战斗。你能说这知青死的没价值吗?他是为了保卫咱国家啊。

    这儿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带很难见到，方圆几百里，每年春秋两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烂叶，积得厚厚，沾火就着。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烟，或是汽车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着火，我们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来，烧死烧伤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时还死一个知青。头天晚上我们还一块睡觉，说笑。房柁掉下来“轰隆”砸死了。

    叫狗咬着得狂犬病死的，还有别的什么病死的，都有。他们的骨灰都留在那儿啦，当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儿啦。

    想想他们，我们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这可不是小说，全是事实，身边的事实。我亲眼见的。有的作家说什么“荒原作证”、“白粹树林作证”，不用，用不着，我就可以作证。

    再有就是我在这当中进步入了党。我入党三次填表才批准。在这之前很多普通战士都解决入党问题了。就是因为我起头说的我爷爷的问题。我父亲当初为了感激党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报答党；要入党，也是因为这事政审没通过。主要是我爷爷的死没人证实。

    我爷爷曾在云南是个小镇税务员，一次陪税务所长上省城办事，半截道上叫武装走私的开枪打在腿上，流血过多死了。解放后为了我父亲入党的事，组织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爷爷的母亲)调查我爷爷的情况。老太大还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穷，就说：“我儿子一个月赚好几百块钱，在那儿当局长，阔极了！”组织上不信，说你儿子赚那么多钱，你孙子(我父亲)解放前怎么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大答不出来。这下我爷爷的成分就没法定了，组织也没钱为一个普通人跑到云南调查，成了悬案。一直影响到我加入红卫兵和入党。那时很左，为这事我找农场党委问我爷爷算嘛问题。回答说：“打死你爷爷你们说是武装走私的，万一要是红军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呢?咱们总得对党负责吧!”实际上我连我爷爷面儿也没见过。我爸爸十五岁时，我爷爷就死了。

    我不管他们叫不叫我入党，照样干。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动，总惦着返城。实际上，上山下乡头一年，高于子弟借着爹妈的路子参军，变着法儿都走了，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种门路的，办选调，办特困；还有的办到三线去，先先后后定了不少。我一个心眼要扎根农场，咬破手指头写血书不走。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当时的，《工作队简报》，当时对一些优秀青年就这么称呼，叫“××式的优秀队员”。××就是我的名字。最后党委书记拍了板啦，他说这个事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我就入了党。这书记我忘不了，我离开那里之后，他调到局里当局长。这位老干部心里还是有“根”的。“文革”中批斗，叫人弄断三条肋骨。

    知青返城也真难，尤其那些没路子的。眼看人家一个个走了，自己怎么办，想辙。女同志想什么辙呢?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婚姻关系上。跟大城市的人订婚，再办户口，根本没爱情可言。男同志更绝望，精神状态更没法说了。没辙就找病，吞钉子，吃硬币然后就透视，有阴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里，或弄点蛋清放在尿里，再化验，一看几个加号；说实在的到了疯狂毁灭的程度。

    记得有个女青年与北大港一个男职工订婚。定好五一节回去见面，家里人都给联系好了。春节连队一百多号人差不多都回去过年。我没走。还有一千多口猪，几百只羊，好几十头马和牛，很多设施得看着。这女青年也没回去，就为的多存几天假放在“五一”一块儿歇。她非常爱干净，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里烧得挺暖和的，来回倒水一折腾感冒了。连吃几天核霉素也没压下去高烧，我们急了，送她去医院。当时去农场场部好几十里路，化验又赶上停电；再送到县里，来回来去过去一个礼拜，造血功能已经被破坏，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是指导员，带着两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五个人护理。这种病、得不断输血。我决定女同志别输血，我们恒男的验验；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是O型，可这个青年脸上有点为难。我说我输吧，输了四百CC血，完事她脸蛋就红扑扑了。原来是黄绿色，马上就精神起来。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着。大夫跟她说：“你这个男朋友真够意思。”她说：“那是我们指导员，不是朋友。”大夫特别感动，非要给我开个病床，让我睡睡觉。九天九夜我们没台眼。她死后到哈尔滨火化。处理完后事回去，人们见我就说：“你怎么这模样了?”就跟打监狱里出来的一样。临死之前这女同志拉着我手，不让我离开。这时她姐姐、姐夫接到电报赶来了，抢救时不让他们进。她和她姐姐、姐夫有点矛盾。可是拽着我说嘛不让我走，两眼总看着我，光掉泪。那阵子话已经不能说了，只是人还清醒着。我眼泪也哗哗的。我们没有一点恋爱关系，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怎样把她弄活了。我觉得我们够苦了，她得了病见不到父母，我看着她；亲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尔滨端着那个盛骨灰的磁盆，还热着呐，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