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蒙泰尼里神父
   （一）
   这些文革出版物，已保留37、38年了，岁月不居，自己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人了。
   我的青年时代，人生的春天，躬逢其盛，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串连、揭发、批判、斗人、游行、抄家、武斗、炮轰、油炸、砸烂狗头、早请示、晚汇报……所有的空间，都被“革命”塞满了。人间全部的污秽，也接触过了。当然，那时自己可是通体投入、热血贲张的呢！

   1969年，我被分配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久，工厂传达“省革委会”的通知，要回收“文革”的出版物（小报、传单），如有藏而不交者，将如何如何。我想，我亲身经历了的事情，总应该保留一点见证物吧。但万一被查抄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于是找个机会把这些传单、小报、大字报底稿……一股脑儿运回乡下，藏在祖屋阁楼上。这样一藏就是三十多年，这些东西竟躲过了虫蛀鼠咬、水火之灾，以及因多次搬家而被清往废品收购站之难……
   2004年5月，我终于把这些尘封之物，搬回了家中。毕竟几十个寒暑过去了，一抖搂，碎片就扑蔌扑蔌往下掉。当然，物主当年的“革命豪情”也早如纸屑一般掉光了。
   
   （二）
   
   我曾经和今天的年轻人谈起“文革”，他们对“文革”事物的认知，并不比对唐、宋事物多多少。
   我不解，“三家村”后代之一的文章，竟说他的父亲是被“四人帮”害死的；我惊讶，“文革史”专家叶永烈先生的文章也错漏百出……
   真是白头宫女说玄宗。
   我瞠目结舌，报刊上出现如下文字：“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走‘五.七’道路”（这叫干部流放啊），“满怀豪情走‘上山下乡道路’”（这叫知青放逐啊）。还有，把1969年称作“火红的年代” (见图)，把整个“50、60、70年代”称作“激情燃烧岁月”等等，不一而足。
   等到我们这一代人也去了该去的地方后，如有狗屁文人写出了“戏说‘文革’”的文章和戏剧，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不会欣欣然昏昏然跑去欣赏……一想到这，我毛管倒竖。
   这怎么说得过去？
   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抄过十多位教师的家、打过老师，我身边三位教师自杀（一位老师两次自杀，第一次吃安眠药，第二次用玻璃割肚皮，肠子拉出来）、七位学生被打死；我参加工作后，目睹过“一打三反运动”的“万人揪斗大会”，当过“民兵小分队”去街上抓卖菜的农民、剃头匠，半夜冲入民居搜查……十年间见证过无数的挂黑牌、“坐飞机”、剃阴阳头、涂黑脸、戴高帽、游街示众、五花大绑、拳打脚踢 ……
   这一切，会随着我们的离去而湮灭掉吗？
   我们不是曾言必称马克思的吗？马克思说：“人类清洗自己的罪恶，只有说出罪过的真相。”（注1）
   李慎之先生说：“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注2）
   我十分认同徐友渔先生的话：“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注3）
   也认同王春瑜先生的说法：“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不管哪个国家，倘若国民忘记历史上最为沉重、惨淡的一页，那么这页历史就可能重演。”（注4）
   我们会让“文革”重演么？
   
   （三）
   回头说一下这些文革遗物。
   我曾经憧憬过把它们交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但看来在我的有生之年都不可能了。
   从维熙先生（我读他的《走向混沌》，泪流满面）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有人常见一些外国人，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搜罗“文革”时期的各种故纸。担心“一旦西方占有了‘文革’的大量资料，中国文革博物馆当真在异地开张了，哪就意味着国人只有到外国去参观文革博物馆的份了，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注5）
   我劝从维熙先生换一种思维看。
   “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了属于中华民族的敦煌经书画卷，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替人类保留住这些稀世珍宝么？
   请问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哪一间大学、有哪一个机构研究“文革学”呢？没有！学术有禁区。
   请人家先保管一下，未始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我不排除把这些“出土文物”送到潘家园的可能。
   但我更希望把它们留在中国，——献给我们的“文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