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已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不是我心硬，面确确实实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楼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好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