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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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