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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问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员出差办事。他问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含糊糊的“负责人”,干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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