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澧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时，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面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生人，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麽也成了“反革命”？囿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麽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专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麽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麽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果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一九七二年秋收晚稻时节发生的那一次奴隶般的劳役，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象你们这麽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麽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次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分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分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澧农场四面环水，冬季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澧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基。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