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人生中的事变，无论人们对自杀有多少争议和讨论，自杀都是值得人们同情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自杀的问题重新思考。 ──歌德

1.令人悲哀的遗书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

   邓拓说: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

2.什么是愚忠?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

    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持君主的任何行为。恰恰相反，忠诚意味着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决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决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为是错误的。

    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为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为“愚忠”。

   讲到愚忠，屈原是另一个愚忠的典范。屈原在自己的赋中多次提到彭咸之遗则，彭咸是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乃投水而死。屈原批评君主为昏君，批评君主信用之人为奸佞，自己虽然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腹怨艾，但忠贞如一，“事君而不二”。这当然是愚忠。然而，屈原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等的自以为是，何等的孤芳自赏!对于屈原，群众也好，君主也好，都不是真理和道义的最高权威，都是可错的，从而也就是可批评、可反对的，可以不与之保持一致的，唯独“我”才是清醒的、正确的。此所以屈原之为屈原。可是在邓拓一类忠诚的共产党人那里，只要别人以党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质问“难道你比党还高明?比群众还高明?”他们就无言以对了，唯有低头，唯有放弃。

    在写于一九八三年年底的《邓拓文集》序言里，周扬这样描述邓拓当年的心态，既是设身处地，也是夫子自道:“他(邓拓)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一九六二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总而言之，“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这不是和屈原精神正好相反吗?

3.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

    根据上述对忠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愚忠的说明，我们不能不指出，象邓拓在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其实还算不上愚忠。假如说在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时候，邓拓确实是在冒着一定的风险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规劝毛泽东的话，那么，当他遭到党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泽东批判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批评立场。邓拓不但否认他是“反革命”，而且还否认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政见分歧。邓拓在遗书里竭力缩小、以至于根本否认自己持有某种不同政见，竭力否认自己和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分歧的地方，邓拓就承认是自己的认识不足，是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的错误、领袖的错误，因此他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顺从，是无异议的顺从。邓拓当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他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死的。他坚持了哪一条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来提出过的真理几乎都放弃、都否认了吗?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为臣者还多少有一点批评君主和发表异议的言论空间。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反对君主的错误不等于反对君主，相反，它可能还是忠于君主的表现。这个原则君主也是承认的。因为君主并非真理的化身，君主并非因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天意，来自血统，或者乾脆来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来自绝对正确，君主并不等于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这就为批评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间。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理由即在于此。只不过在古代，臣子批评君主并未确定为一种权利，因此是没有保障的。

    共产极权专制却不同。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最高领袖的权力据说是来自于领袖的伟大正确，来自于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最高领袖就成为不可批评，因为对领袖的任何严肃的批评，都意味着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事实上，在庐山会议，确实有人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是“针对主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正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体制、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你与体制决裂。由于邓拓未能否定制度，结果只有否定自己。邓拓自杀是深刻的悲剧，但这里的悲，更多的是悲惨，而非悲壮。读邓拓的遗书，你不能不痛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竟然死得如此窝囊。

4.为什么邓拓要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

    读邓拓遗书，还有几点值得分析:

    邓拓决意自杀，可是，他在长长的遗书里却竭力回避和掩饰其行为的自杀性质；明明是自杀，却不敢或不能明言自己是自杀。邓拓只说自己“旧病复发”，“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这就使得那种把邓拓自杀解释成“以死抗争”或“以死明志”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凡以自杀行为表示抗争或表示清白者，必然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行为的自杀性质，不会否认、不会掩饰自己自杀行为的主观意图。象邓拓的遗书这样，把自己的自杀说得就好像自己对自己实行安乐死，这如何还能显示出抗争或明志的意义呢？

    至于说邓拓自杀是体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这同样站不住脚。所谓“不可辱”,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把污辱看作污辱，这恰恰是邓拓竭力回避的。大批判铺天盖地，对邓拓极尽丑化污辱之能事，然而，邓拓却在遗书里表示，“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不仅如此，邓拓还要向污辱者表达虔诚的敬意，“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邓拓当然是不堪污辱而自杀，但是，他不能或不敢把污辱当成污辱，所以，他的自杀并不具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