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顾文选，男，1934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处死。顾文选活了36岁。

   顾文选在1970年3月5日被杀害。顾文选被害时，正值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文革中，对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犯"，都"立即执行"。"立即执行"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不准上诉。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帝时代，判处死刑，都允许申诉并要经过上级司法机关的批准。文革的死刑判处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即使中国当局允许阅读文革时代的文献记录（实际上是不准阅读），我们也不可能看到顾文选的上诉书，不能看到顾文选对自己的案件的说法和对自己的生命的辩护。顾文选也没有能留下遗言。在文革时代，监狱当局不会让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写下遗书并予以保留。也不允许被判死刑的人在公众前讲话。文革后被揭露出来的是，被判了死刑的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被押往"公审大会"会场的时候，先被切断了喉管。这样的措施，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准他们发表他们的声音。说都不允许，写则更不允许。顾文选在大学生时代就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他没有结婚，也就不可能找到他的妻子儿女以了解他的死亡经过和他的生平往事。在笔者书写"文革受难者列传"诸篇的时候，一般来说，对受难者，都曾经采访过和死者曾经相识的人，如死者的同事和朋友，可能的时候，都尽量访问过受难者的家属。家属对受难者的死亡年代和死亡情况一般记得最为清楚，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也都愿意为历史写作提供资料。然而，非常遗憾，对顾文选，从来未能得到任何机会这样作。

   关于顾文选，笔者只是从力所能及的文字资料里，搜寻到了一些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这些文字记载非常简略，有些最初就根本不是为他而写的，只是从有关别人的文字记录中找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简直就象从考古者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些残破的竹简。通过这些竹简似的材料研究顾文选，简直就象在研究古代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在文革文献资料不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文革人物有时就变得像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对于收集到的为数甚少的文字记载中的人和事，笔者都作了尽可能作了进一步的材料搜寻，加以尽可能清楚的说明和解释。这样作"案例研究"的方法，也像是在作古代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但是由于材料封锁，不得已而用于研究其实还只是40年远的历史。

   笔者发现的关于顾文选的这些文字记载，仅仅体现他的一生的几个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些关键片断。因此，通过这些这些片断，能拼装出他的经历的一个大轮廓，使我们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角度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尽管关于顾文选的生平，只能了解到他的生命轮廓的粗线条，这些线条和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变紧紧纠结在一起。在顾文选这一案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的几次所谓"政治运动"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这种个人遭遇和"革命"历史的紧密关系，使得觉察和认识到这种关系的人不能不感到震动与悲愤。以下是笔者找到的关于顾文选的文字记载。这些片断，在时间上是反向排列的，这是一个逆时间的回溯。

   片断I：

   这是一份"通知"。首页上半部分印了两段"最高指示"－－当时把毛泽东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这两段"最高指示"都是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巩固革命专政"的。凡是公文，甚至个人的通信，都以毛泽东的语录开始，是文革时期的特别的行文体例，在文革中盛行了至少五年。首页的下半部分，是通知的全文：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份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通知中，顾文选的名字列于五十五人之首。他的"罪行"也被编号列为五十五人中的第一号。关于顾文选的"反革命罪行"，材料里是这么写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1, 关于顾文选的判决和死亡日期

   笔者没有能找到顾文选的死刑判决书。这份材料发放二十天以后，顾文选被判处死刑。他是1970年3月5日被处死的。因为时间如此靠近，所以他的判决书里，不可能与这份材料有不同的内容，这份材料的内容应该就是判决书的内容。虽然没有找到他的死刑判决书，却能知道他被处死的日子，是因为他和遇罗克一起被处决，遇罗克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至于遇罗克是什么时候被判处死刑的，现在不得而知。遇罗克被平反后，他的家人收到了遇罗克的平反书，那上面未写他是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的。遇罗克的平反书上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份"再审判决书"上，说遇罗克是1968年1月被判处死刑，其实，他是在1968年1月5日被逮捕的。他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法院弄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疏忽，弄错了判决的日子。也可能是确实在抓他的当月就判了死刑，但是没有"立即执行"。当然也可能是在1979年他们找不到当时的判决书，就把他被捕的日子当作了被处死的日子写在纸上。遇罗克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他的家人记得他在1970年3月5日被杀害。这样我们才知道了顾文选被害的日子。

   2, 顾文选被处死的时代背景："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判决了一大批人的死刑，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一个缩略语，是指"打击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是一个"运动"。所谓文革，主要是由一系列的"运动"所组成的。死刑本来是应该按照罪行依据法律来判决的，但是文革时是由文革领导人发动的"运动"来进行的。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1970〕4号"文件。

   《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之前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这一《指示》，与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的1970年5号和6号文件）相结合，统称为"一打三反"。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迫害人的形式与1968－1969年之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有所不同。那一次主要是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作的，在各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专案组"和"牛棚"，后者是指建立在各单位里的牢房。"一打三反"则主要通过国家的"专政机关"来执行。"一打三反"前，就有一批人被逮捕与被杀害。比如，林昭在1968年5月在上海被枪决。（见"林昭"）笔者调查中的另一个案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经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有些话，也就是说，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也被当作"反革命言论"，而且，更进一步，用这些话就判了他死刑。陆洪恩在1968年4月28日被枪决。"一打三反"，是在被捕与枪决的人数方面，大大提高了规模。这是一个专题运动，"打"是主题中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并且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判处死刑。

   就北京市来说，在1987年编辑的内部印出的《北京文革'大事记'》中，摘录了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认真执行政策深入开展"一打"运动的情况报告》。其中说： "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市又查出叛徒、特务、反、坏份子4823名，其中6月以后查出的约占四分之三；清查出外地流窜来京的反、坏份子934名，其中6月以后查出的占三分之二。同时，破获反革命和较大的刑事犯罪案件3138起，破获一批通敌叛国、阴谋暴乱的大案要案，抓获了一批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案件下滑，凶杀、抢劫、纵火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减少。" 读这一报告，需要注意到，在"一打三反"中被"查出"的这4823名北京本地人和934名外地人，是在刚刚过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揪"出了8万多"阶级敌人"的基础上（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11月的报告），又追加上的。顾文选就是"一打三反"中被处决的一个"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