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他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用文字写作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他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打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二位都是愿意为老舍说好话的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按照他们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打被斗者。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就兴起并实施了，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他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可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毫无反省。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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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受难者老舍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