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李文波，男，1914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和那场残忍又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记载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这篇文章说，红卫兵到李文波家以后，先翻箱倒柜，又打了李文波夫妇一顿，然后就到屋顶去抄翻。后来李文波要求上厕所，从厕所回来，李文波就举刀砍红卫兵。这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文章还写道：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了塑造他们的"英雄"历史的材料。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那种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描述是生活中引人深思的现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薮》，揭示了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导演黑泽明据此拍了一部电影《罗生门》。他们对人心和世事的这方面的洞察相当震撼人。他们作的是虚构文学，李文波事件却是真实的。红卫兵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又会有不同。如果能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将不但能在事实方面而且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分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妻子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年9月12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判决刘文秀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了；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52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布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家中出事的时候，他们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里关了几个月。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在校园"劳改队"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对他们发动更残暴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6日，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在校中被折磨死。

   也在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8月26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他们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列队从东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他们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人。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8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26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过另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