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之前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据这个学校的一个红卫兵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死者之中，除了孔海琨，现在调查到姓名的还有该校教师杨俊。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 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在这四个区中，杀人最多的是西城区，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崇文区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有相当关系。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在李文波之死前后的暴力杀戮的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31日，死亡人数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日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从上面的图表中还可以看到，从8月24日到8月25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月下旬每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1966年8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 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7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在校园里使用暴力攻击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的一位干部说，在8月18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那里的一些人在"八一八"大会之后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8月18日会见的第二天，8月19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23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天的"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