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娄瘦萍， 1904年生，男，1938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10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4年1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70岁。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弟，195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18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5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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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１９９８年，我给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一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１９９９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是在１９９９年的增刊２００号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６７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１５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１５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２５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２５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收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３０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１０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路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路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１９０４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１９３８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１９４９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１９５７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１９７９年８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２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１９５０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１９４９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７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１９５１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１９６６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１９６７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