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王友琴：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１８岁的娄玉方被判１０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１９６８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他被判刑１５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１９７０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１９７０年２月到１１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１９８７年在费城去世。　　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１９８９）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１９７１年７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１１）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２０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６６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１、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年；

　　２、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１元５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１元５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１８岁。她被判刑１０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１９９０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