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陆洪恩，男，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4年起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文革前一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1966年5月再次发病，因发病时曾有所谓"反动言论"，1966年5月28日被公安局拘捕，1968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枪杀。

   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个在发病时在小组会上说了一些并不严重的批评文革的话的人，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监禁两年后判处死刑枪杀。陆洪恩的遭遇浸透了"文革"的血腥和残忍。

   陆洪恩出身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他的妻子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任上海舞蹈学校的钢琴伴奏师。认识陆洪恩的人说他极为聪明，不但有音乐天才，还富有文采，文章写得很好。这应该是事实。因为上海交响乐团是高水准的乐团，他应该是个优秀的艺术家。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随后，陆洪恩被送回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隋月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接受治疗，病情缓解后出院。他能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

   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他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他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那时在上海交响乐团发生的事情是，团里分组进行"政治学习"，讨论姚文元刚发表的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发表在1966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三家村"是三个人联合使用的笔名，他们以此笔名在1961年和1962年发表了一些杂文。姚文元的文章声称要揭露这些杂文的"反动本质"，把这些杂文的内容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射和攻击，目的是要让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对这些短文的这样的攻击，也成为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斗争"的一条"理由"。当时的人们都只能唯唯称是，照着《人民日报》的说法发言。但是陆洪恩在小组会上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团里的人和他辩论。他亢奋起来，滔滔不绝地陈述别人都不敢说的看法。当有人驳斥他的看法，说他和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一样。在这种刺激下，陆洪恩说，你们说我是，我就是，并且说了"赫鲁晓夫万岁"。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在1956年开始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残酷迫害并给受害者平反。虽然赫鲁晓夫只是部分地否定了斯大林，他被毛泽东当作"修正主义"的头目抨击，并且在文革前夕遭到中共越来越凶狠的咒骂。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陆洪恩是有精神病的人，在开会辩论时，在对峙的情况下，陆洪恩越说越激烈。因为陆洪恩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并且负气喊了"赫鲁晓夫万岁"，这就被当作了"反革命事件"。结果，陆洪恩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捉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现在回观往事，我们可以认为，陆洪恩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是相当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姚文元文章的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方式非常反感，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都知道把真话说出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刚刚开始时，一般人已经被驯制成不形成或者不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顺从者，没有人敢在公众场合说出自己和权力当局有违逆的想法。陆洪恩精神失常，所以不能懂得必须躲避锋头保护自己，他径自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他不能意识到他犯了大忌，将遭大祸。

   在拘留所里，生活条件不好。陆洪恩得不到烟抽，而他是个吸烟很多的人。最不人道的是，陆洪恩从1965年第一次入精神病院之后，一直服用有镇静作用的氯丙嗪，被公安局拘留以后被停了药，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

   据说，陆洪恩在关押中见到红色的东西就试图破坏，那时候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等东西。这种对色彩的狂躁反应本来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然而，由于红色被当作"革命"的象征，所以陆洪恩对红色的反感也变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据说他在关押中呼喊了"反动口号"，和毛泽东有关。具体喊了什么，不详。在文革中，大力追查所谓"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等等，但是被"揭发"出来并且被用来定罪的这类材料，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作"防扩散材料"，都不予公布，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专案组"的人以外，不准一般群众知道。不准"扩散"的目的之一是怕引起听众共鸣。但是，这些没有明确核实过的材料却可以被用来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陆洪恩1966年被"拘留"，在拘留所被关了一年后，在1967年转为"逮捕"。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文革时代，司法部门就不遵守法律。在"革命'的名义下，抓人斗人，都是可以受到赞扬和奖赏的"革命行动"。

   在陆洪恩被关押期间，他曾被押回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现在的人们可能不能想象在交响乐团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殴打折磨侮辱乐团里的成员。但是在文革时代，交响乐团不排练也不演出，全部时间用来进行文革，作出了大量野蛮残酷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被当作什么值得惊讶的特别的事情。在"斗争会"上打人甚至打死人，在上海，1966年8月之后一直在发生。就在上海交响乐团，1967年1月31日，已经是陆洪恩被拘捕半年多之后，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乐团的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拳打脚踢。她被男人狠打耳光，被罚跪请罪。在这场"斗争会"之后，当天晚上，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顾圣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937年生，1954年入上海交响乐团，曾经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顾圣婴死亡的时候，30岁。

   更残忍的事情接着发生。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倒"了原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了文革的新的权力机构。毛泽东决定把这种新的权力机构改名叫做"革命委员会"，而不再象原来那样叫做"人民政府"。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他们就是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人中间的两个，在文革中掌有极大的权力。"革命委员会"实行毛泽东所说的"一元化领导"，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有判处死刑的大权。

   1968年4月27日，上海"革命委员会"属下的"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在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当时已经被改名叫做"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对陆洪恩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除了陆洪恩，还有另外6人被同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6个人的名字是：柳有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杨望义，张鹏宏。因为陆洪恩是交响乐团指挥，是公众中的知名人物，所以笔者得以听说了他的死亡，并且设法调查到他的有关情况。和陆洪恩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另外6个人，笔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被判死刑，希望读者中有知情者能告知。

   据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宣判陆洪恩等7人死刑的大会的全名，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这种"公判大会"在文革时代是各地常用的方式。这种"公判大会"没有法官，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陪审员。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这样一种形式，是从1950年代开始实行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极大破坏。不幸的是，这种形式在文革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普遍使用。而且，这种概念深深毒化了人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意识。即使在文革后，很多人说到这样的"公审大会"，也仅仅强调在这样的会上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是无罪的，不是"反革命"，但是不曾指明这样的"公判大会"本身是违法的，这是文革领导者的犯罪行为。

   《解放日报》的同一文章还报道了"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一小撮积极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作为判处7个人死刑的理论上的根据，是些什么。批评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就可以作死刑判决的依据。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至于这是否事实，又在另一层面上形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对陆洪恩的行为，根本没有允许为他辩护，也不允许把他说话的上下文和情景以及意思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考虑他精神失常的因素。

   《解放日报》的报道还说："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文革前，判处死刑，准许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虽然据说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推翻过下面的判决，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需要这样作。这种宣布判决、立即枪毙的做法，在法制史上是空前的。判决不是正常的判决，死刑执行也不是正常的死刑执行。对这样的方式，应该提出起诉，进行审判。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可能进行这种审判。

   "文化革命广场"的容量大概是一万人。上海当局除了召集满广场的人来开"公判大会"之外，还组织各个单位的人收看电视上的"公判大会"实况转播。当时的各个单位，业务工作可以随时扔下，参加这样的文革活动，而学校本来就是在全面停课之中。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私人电视更是少见。上海是现代中国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不幸，当时的技术不是被用来造福于普通人，而是用来为文革服务。在上海，1967年，举行了几十场电视台上的"斗争会"，可以算是在迫害人方面运用了别处没有用的"高技术"。陆洪恩被判死刑的公判大会，不但有现场的一万多人参加，而且通过电视转播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当电视节目中没有交响乐也没有故事片播放的时候，电视技术被用来播放判处乐团指挥死刑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