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革中的武斗，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时那个关于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有人将那个得到江青赞同的口号误传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认为大规模武斗就是那个讲话挑起来的。其实，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岂能是一两个人就挑动得起来的？实际上，在江青讲话之前，各地大规模武斗已呈燎原之势。而且，“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是群众组织提出来的，而早在江青公开肯定这一口号之前，重庆武斗的双方就已经分别都有了与“文攻武卫”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场武斗的“人民战争”的号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重庆如此大规模的武斗，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深感震怒。

    1968年6月，担负着国防科研、生产重要任务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两大派“九一五”和“九一六”在北京市郊爆发“南苑大武斗”。事后，周恩来把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头头叶正光（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之子）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时，就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该书将“南苑大武斗”时间误记为1967年，据《天涯》杂志发表的时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记载，应为1968年）

“国民党残渣余孽”与“武斗黑手”

    1968年6月2日，取代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文革“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领导蓝亦农、白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两派头头各数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斗的头头）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常委职务，其中各有二人担任副主任。市革委下设四个组（为表示“革命化”和“精简机构”，以往的党政机关部、委、局等办事机构名称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听上去小得多的“组”），其中之一为“人民保卫组”，即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不过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早在此前的2月即已成立）。

    6月4日，市革委主任蓝亦农在市革委全委会上布置对“钻进两派”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清查。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市公检法军管会）布置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统统视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调查摸底，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文革发展到此一阶段时提出的新概念。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篇社论中和同时发表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出现了“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的提法。文革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可作随意解释的。这个概念很快便被简化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而，凡历史上与“国民党”三个字沾过边的人，哪怕是当年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民主派，曾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成员，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小公务员，甚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为民族解放流过血的人员，都统统被算作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在对“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大清查的同时，6月27日，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原市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干部143人送往巴县武装看管、隔离审查（至10月结束）。在此期间，仅市公安局处以上干部就有10人遭到残酷批斗。此外，军管会还在重庆市公安局各分、县局成立了以“砸烂公检法”为宗旨的“斗批组”，建立了诬陷迫害原市公安局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的“专案组”。──“砸烂公检法”，使文革中大批冤案的炮制出笼更加畅通无阻。

    就在“新生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之后，就在重庆市和各区、县公检法军管会展开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调查摸底期间，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继续恶性发展。

    6月12至13日，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6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3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据目击者称，当时一些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查的女中学生有如凶神恶煞，令人望而生畏。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水陆两用坦克、野炮、履带火炮牵引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随后从厂内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月6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4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203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头头谈判，达成于11日20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1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头头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被击毙。

    这一时期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这时，各地愈演愈烈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起到了极大的干扰破坏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再听任其发展。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于7月3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 《七三布告》），于7月24日发出针对陕西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烧毁仓库、中断交通、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二四布告》）。

    接着，7月28日，毛泽东与林彪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陪同下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毛泽东专门谈了制止武斗问题，严厉指出：“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在这样的形势下，重庆的“全面内战”才终于平息下来──可见，只要最高决策者一旦不再对“全面内战”抱观望、默许甚至欣赏、纵容的态度了，局面是可以马上改观的。

    8月10日，重庆警备区召开支左领导小组碰头会，传达林彪关于“制止武斗是当前的战略部署”、“当前谁离开制止武斗，谁就是离开中心”的指示。

    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反到底派“难民”返回重庆。

    9月5日，重庆两派分别举行纪念《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到警备区上缴武器。许多武斗人员在缴枪途中最后“过把瘾”，拼命对空鸣枪，山城上空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于10月15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两派群众组织在人民大礼堂集会，宣布从即日起撤销各自总部，解散组织。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严刑逼供炮制冤案

    就在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渐趋平息的同时，重庆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行动开始了。

   9月13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集训队于1969年2月合并到管训队）。当晚全市戒严。14日凌晨开始，全市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搜捕，逮捕62人，拘押326人，集训、管训234人（周边几个区管训队另拘押了388人）。

   在管训队，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制订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家属探望等“规章制度”，并以法西斯的严刑逼供加上精神折磨，在被管训人员中追查所谓“刘少奇黑根黑线”，为毛泽东的文革重要部署之一“清理阶级队伍”提供线索，重点则是挖出“武斗幕后指挥”、“潜伏、派遣特务”、“私设电台”等问题。仅一个月，就挖出所谓“黑根黑线”材料356件，其中“重大线索”41件，包括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包括重用坏人”、贺龙“与特务关系密切”、叶剑英“被捕变节”及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之类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快便被中央专案组取走。

    不过，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更大的“成绩”，却是在深挖“武斗黑手”中，挖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炮制出重庆文革“一号专案”──即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大冤案。这一大冤案中，涉及到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大批参事和民革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