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王中方，男，1913年生，福州人，194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文革前是福建医学院临床内科教授，临床内科教研室主任。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罪名是"里通外国""特务嫌疑"。1969年4月28日王中方在被关的地方死亡。学院当局通知家属王中方"割颈动脉自杀"。没有准许家属看到尸体。家属不相信他自杀。

   林庆雷，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没有神经正常的人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受到"斗争"和迫害。王中方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194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福建开诊所当医生。1950年代，私人医院被取消，他成为福建医学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每月工资240元。

   王中方作为教授和医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攻击。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在全国开始疯狂的"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当时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而且使用刑讯逼供。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王中方的哥哥住在美国，他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 "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作不到。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1968年7月，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一个。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当"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这就是当时人们俗称的"关牛棚"。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一般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建立这"牛棚"本身是一种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1969年4月29日，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他的妻子要求看尸体，但是不准许她看她丈夫的尸体。她问是以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们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尸体立刻被焚化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说，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但是，当时王中方被当作"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是不开放的，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胡耀邦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但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在福建医学院，仅仅为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六名医生的死亡。这六为医生分属内科、外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这"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这是文革时代当局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监禁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

   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后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党"来给人"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单位里的"土专政"。他的罪名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王岳在1943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中国。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乌克兰，在1916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RUTGERS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WAKSMAN教授的成就，他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王岳和WAKSMAN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

   这个文件编码是"中发[67]19号"。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我们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讨论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WAKSMAN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是。但是在中国，在文革中，王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

   这是疯狂残酷的举动，然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为这是文革的大方向决定的。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是为了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药物，中国当局没有兴趣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斗争"医生，把医院从北京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文革当局告诉人民，针灸和草药就能治病。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在这个网页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有的是笔者和朋友了解到的，有的是网页的读者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