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德在私人谈话中提到了毛泽东中风，就被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所谓对高层领导的"恶毒攻击"，当时被当作最严重的罪名。对王医生的这种定罪方式，是同济大学某些人一手造成的，同时，也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案例在当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例如，在北京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例如，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劳改农场，1969年关入一个姓傅的农民，他四十岁得了第一个儿子，高兴万分，他抱着婴儿不会唱儿歌，就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改唱成"东方红，太阳升，我家出了个傅毛毛（儿子的小名）"。为此，这个人被判刑7年。文革时代的公安局和法院把"恶毒攻击毛主席"简称"恶攻罪"。这种"恶攻罪"甚至导致许多人被枪决，例如，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说的话，被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陆洪恩在1968年被判处死刑遭到枪杀。

   王祖德医生，郑培蒂老师，这位姓傅的农民，音乐指挥陆洪恩，以及那些犯了"恶攻罪"的人们，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唱的歌，对毛泽东何损之有？但是，为了个别人的无上权威的确立，王祖德医生和类似的案件中的普通人，就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灾祸。为一句毛泽东请陆瘦燕医生针灸的传言，王祖德的一家，被害死了三个人，没死的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曾为毛泽东针灸的医生陆瘦燕，也在文革中被害死。陆瘦燕是上海中医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医师。1969年3月，陆医生被"隔离审查"。他被批斗逼供。1969年4月27日，陆瘦燕死在"隔离审查"中。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他们的努力带来了医学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他们是可尊敬的一个社会群体。但是，当政治的癌症了控制社会的时候，医生和所有的人都一起遭难，无法幸免。

   了解王祖德医生的人说，80年代他平反回到同济大学，后来当了校医院的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王祖德医生的遭遇的简单梗概。仅仅就是这梗概，也让笔者多次在电脑键盘上停下手来，悲愤难抑，无法继续。事实上，王祖德医生遭受的外在的和内心的折磨和痛苦，一定远远多于此。他是一个医生，这使人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俄国人写的一部关于医生和革命的长篇巨作。文革在迫害人方面的严密程度和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因此，和王祖德医生的悲惨遭遇相比，日瓦戈医生留下的诗和书信，以及那位替他保存了诗稿的兄弟，都显得几乎像是无法遥望的"奢侈"了。但是人类忍耐和追求的力量也许是相通的。希望有一天，王祖德医生会写出他的外在的和内心的历程，作为历史和人性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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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一个医生的遭遇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