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显然是一个有些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

   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读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的报告说：原有的政治语文历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报告的批示写道：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

   在这种背景下，杨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书。文革连虚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方面说，他们已经彻底巩固了权力，接着要"继续革命"，所以不在乎美化现实；而且，粉饰太平毕竟还意味着对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现实也仍包含有对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体，一方面充斥着夸张、暴力、和粗野的词句，正和现实中对人的残酷的迫害相称；另一方面充斥着"最最最最""蓝天为纸，大海为墨，也写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这样的迷狂语言，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树立配合。杨朔风格不能为文革所容。

   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原来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革领导人派军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艺机构，并且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象在学校那样红卫兵学生打骂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当野蛮。作家队伍在1957年就遭到一次大规模清洗，在文革中，从1966年开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击。

   1968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在"斗争会"上被"斗争"。他自杀的时候，55岁。

   文革后，杨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他的死却没有真实地记载在百科全书里他的小传中。当局也始终不准许对1959到1962年的大饥饿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杀戮发表真实的记录和报告。说出真实，现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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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杨朔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