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到那时，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变成了一种在群众集会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都是伴随著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礼堂举行的"斗争会"上，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被打死。在"斗争"过程中，有人叫嚷要拿盐来撒在被打者的伤口上，姜培良的儿子也被强迫打父亲。该校学生曹滨海被指控反抗了红卫兵，他的母亲樊希曼也在那天被打死。打死三个人后，还有红卫兵到姜培良家中，要打死他的全家。幸好他家的人闻讯逃走，才幸免于难。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１９９６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他们的死有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有１６条，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５２８页）。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斗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来制止暴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江渭清的书没有写到，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８月３日所发生的，一直被称为"革命行动"。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例如，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也是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死的。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率先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根据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８月３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强化８月３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不幸。

   　写于２００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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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