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元的遭遇告诉我们，一，"翻案"被当作可以被打死的"罪名"。张连元在学校原来还不属于"牛鬼蛇神"，但是当村子里来人说他为父"翻案"，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他。他既不能作肢体自卫，也不能作任何自我辩护。二，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在北京红卫兵已经造成大量伤亡以后，红卫兵依然把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暴行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有恃无恐，手下无情。三，一些红卫兵用非常恶毒的方式来折磨残害人，以打人取乐，一任邪恶的愿望发泄，这种恶意根本不是用"革命理想"能解释的，比如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顶罐头盒，强迫他吃霉变的窝头，都是这类例子。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有十万人在被斗争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迁出户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像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车站上或者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打死。这是文革领导者的重大行动之一。这一行动清洗了北京城。尽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尽管比例达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一事件确一直未被报告，这一数字也只在"内部"知道。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导。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录，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的一项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纸"通令"　，即所谓"第四号通令"。这一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七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不到两星期以后，９月１１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又发出了"第八号通令"，其中写道：我们要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通令"，在那时给了他们可以把胡秀正夫妇驱逐出北京的权力。这两个"通令"都不长，但是这些文字背后，是十万人的悲惨遭遇。胡秀正和张连元身受的灾祸，仅仅只是这些文字导致的后果的冰山一角。

二，１９６７：所谓的"翻案"活动

    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关押在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几次设法通过胡在北京的妹妹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北京新市委写信和打电报，请求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信都被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又被转到中共天津地委，接著又被转到固安县委。这是当时对这种信的常规处理方法。张连元和胡秀正设法请求固安县委不要把信再转给公社。但是固安县委仍然这样作了。这样的把上告的状子层层下转的处理方式会导致什么结果，每个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想见。这样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即把告状信转给有权力的被告，写信人请求解决的问题不但不可能得到解决，还会遭到更大大报复性迫害。实际上，这也就是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处理"人民来信"的人的本意。他们并不打算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可是普通人没有别的办法，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投寄这类信件。

    张连元和胡秀正有个三岁的女儿，被留在托儿所里。他们被长期扣留在村子里，不许他们看望孩子。直到这一年的１１月３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在一再请求之后，胡秀正终于被允许回北京看孩子。随后，她把自己的户口要了回来并落在了北京。这时，她开始设法要把丈夫从农村弄回北京。她曾经去"人民来访接待站"请求帮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别的办法。在现存的材料中，有一张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由北京邮电医院门诊部开出的诊断书。胡秀正给生产大队的两位共产党支部书记写信，说她生病，她的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她的孩子也病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要求学校里的同事帮忙。胡秀正以这些为理由，请求书记准许张连元请几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儿带到村里去。经过多次交涉，张连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张连元没有再回农村。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里。那边拒绝给他户口，也不还给他从他家运去的家具衣服等东西。这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半年以前能有权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由于其领袖人物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时随著他们的父母被冲击清洗，在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运动中，他们失势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指示，不准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其实，这种"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的情况已经在北京公然实行了三个多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人，试图以按照政策他们不属于应被驱逐出北京的人为理由重回北京。他们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饱受折磨，被驱逐到农村后，作为"阶级敌人"也无处安生。他们的境况十分悲惨。可是，紧接著，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执掌很多有关的权力），再次重申肯定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的"遣送"行动，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这份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会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北京的街上到处贴著这张"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时候，张连元住在北京没有户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当局宣布动员张连元遣返。张连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谈他的情况，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强调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就应该离开。北京有特别严格的户口制度。在当时的北京，没有户口，不但不能得到定量供应的粮食以及不能工作赚钱，而且根本不准居住。到各家"查户口"是当时常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被注销北京户口驱逐出北京，这是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得到这样的地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户口"对一个人来说性命交关。胡秀正和张连元为恢复张连元的户口而拼命奔走，是十分自然而且不得不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恢复张连元户口的努力始终未见效果。直到胡秀正因为"翻案"被"隔离审查"时，张连元仍然没有能在北京恢复他的户口。相反，他们的努力导致了他们受到新的一轮迫害。在１９６６年，他们的罪名是"翻四清运动的案"。在１９６８年，他们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俩个人都因此被"隔离审查"。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身亡。张连元活了下来。张连元的户口直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才又在北京恢复。其时，胡秀正已经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胁下，１９６７年５月间，张连元写了一份材料，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这份材料由张连元和胡秀正两个人署名。他们在材料中尽可能使用了一些当时可以找到的"理由"。他们说他们都是普通教师，属于文化革命所强调的"群众"，而不属于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打击群众正是当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他们由此指出不还给他们户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另外，当时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因文革运动发展而也受到批判，他们因此指责是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了他们一家。胡秀正也曾经和张连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接待站"谈话并送了这份材料。他们也给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写过信。他们的燃眉之急是要让张连元的户口转回北京而不是被驱逐到农村去。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反对文革，只是希望尽可能从文革的宣传中能找到一些理由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他们夫妇的行动后来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实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翻他们自己的案，他们试图说明他们不应该受那样的惩罚，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标准。甚至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两个村子里来到干部和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将他们毒打后强行送往了农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续，也从未有过审判和定案。（当时被打死的数千人和被驱逐的十万人，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经定下的案子结论并试图改变。然而在当时，很多案子根本没有定过，或者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别是没有容许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比如张连元的父亲的成份，据说"四清"工作队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队离开前的前一天晚上宣布他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们的家属会提出对他们的定罪的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是反对定罪的标准，而是提出他们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标准，故而提出申诉。这从法律程序来说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这种申诉就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惩罚。比如，在１９５７年，有的人就因为对１９５２年的"镇压反革命"提出申诉而受到处份。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有新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的"翻案"本身可以成为罪名。文革中的一个特别情况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之后，有大量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于是，有的过去被这些领导干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这个种会来宣称他们过去受到的处份是错的，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一些因为批评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掌管学校的"工作组"而遭到批判斗争的学生被平反甚至成为官方认可的"左派"之后，一些别的受到迫害的人也开始想要平反。但结果是，除了这仅有的极为少数的一类人以外，别的人为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甚至"反革命翻案风"而遭到严厉镇压。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结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所有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在台上的时候受迫害的人就没有问题了，更不意味著迫害的原则被否定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文件，编号为"中发（６７）３２５号"，标题叫做"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的规定"。这个文件说：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