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程贤策，男，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贤策服毒自杀。

   我在文革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来没有听到人提起程贤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杀的事情。虽然这个大学刚刚发生过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还未得到记录和分析，但是，有着著名的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学，却不教学生去认识和分析这些发生在自己学校的重要历史事实，显然不恰当也相当具有讽刺性。不过，这是普遍的现象。

   后来我开始调查各所学校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们，包括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经历者们谈话，请求他们回忆文革时代的人和事。这时候我才听说了程贤策的名字。

   北京大学数位老师的回忆和叙述，提供了一个一个的片断，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渐渐拼装出程贤策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遭遇，并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过程的线索。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并且受到"揭发""批判"。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组曾经在办公楼礼堂开"批斗会"，程贤策是重点被批斗的对象。工作组员和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程贤策站在台下听批判并回答他们的质问。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了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7月26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先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他们作得相当认真。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被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里。当时他和一家人，与他的连襟一家人，合住一个两卧室的单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间卧室里。虽然他们都是系一级的负责干部，但是生活条件相当寒酸，住房如此拥挤，他的连襟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是和当时整个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不但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也因为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在当时不但不事生产，还专门从事"阶级斗争"，阻碍和迫害那些从事生产和建设性工作的人们。他请他的连襟胡寿文帮他把头发修理一下。那天胡寿文也被强剪了头发。胡寿文说：修他干什么？谁难看？是他们剪的。他比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贤策尽可能把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修好一点。他很为程贤策担忧，因为看到他每天"劳改"回来，都疲惫至极的样子，脱了鞋子就靠在床上，无力挪动，一言不发。

   后来，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程贤策还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程贤策是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8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