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 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 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 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 他们说一句话。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 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 "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 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被"保"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 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 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 字。文革领导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 的。

   　　应该说明，１９６６年８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 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 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８ 月３０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 》第４５０页。现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１）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２）部长、副部长 　　（３）政副 　　（４）国副 　　（５）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６）两高（李宗仁）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 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 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８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 大规模展开，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由最高层当权者下令保护数字很少 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数字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

   　　生命的被保护本来是宪法给予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一方面是对红卫兵的赞扬和鼓励，一方面是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 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无法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 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２８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 的小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０月，北京有数千名教育工作者与和平居民被红卫兵 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 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 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杀害教 师和居民，制造了这场杀戮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这场杀戮上。

   　　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１９６８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 ，被"隔离审查"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 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 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１９６６年有所不同 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 １９６６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 暴力迫害后自杀，一共有四个人丧失了生命。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 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 "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 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 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１ 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 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 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 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 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 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 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 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 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 。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 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 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１９７９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 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 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了一半就不能进行了。参与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北京 的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写于２０００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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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沙坪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