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陈彦荣，男，1929年生，1966年时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死时37岁。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体鳞伤。"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28元钱火葬费。

   陈彦荣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109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近。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1966年6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校发生。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毒打和侮辱。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此校红卫兵打死，成为北京学校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报纸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这无疑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的鼓励和推动。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和平人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大到北京的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着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七个孩子。虽然长子已经参加工作，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才三岁，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儿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陈家住着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儿子陈书祥，1963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大学，留校当了初中的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

   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冲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到了街角，他转过弯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家中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阶梯教室里，学校的老师和行政干部进来的时候，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所谓"牛鬼蛇神"，他们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料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斗争会"从7点一直开到12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还穿插着大声高呼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等。到了后半夜，散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律下到班里去，那潜台词分明是到各个班上挨斗挨打。8月26日晚上被打得最严重的有清华大学主管附属中学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螯，共青团团委书记顾涵芬，物理教员刘树华等人。邢家鲤、万邦儒和韩家螯被严重打伤。顾涵芬被打得失去知觉，扔在自行车棚子里，她的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顾涵芬的头发被剃去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从此几乎完全失明。物理教员刘树华26岁，刚刚结婚不久。他以前曾经追求过别的一个女子，未成。但是他的有关故事却被学生写在大字报上，说他是"流氓"，还画了大幅的漫画羞辱他，在8月26日晚上，又在大庭广众前面毒打他。"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回到他和人合住的房间。他妻子不在北京工作，他结婚后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明斋"。他回到房间里，又悄然离开。他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据看到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树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树华死的时候２６岁。他死的时候，妻子怀孕不久，家中还有瞎眼的老爹。后来他的妻子和瞎眼老爹多次到清华附中"上访"，无结果。刘树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他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着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这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螯，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几次打得血流在地。也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剃了头发和挨打。这天掀起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之后，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除了焚烧书籍毁坏文物外，还进行大规模"抄家"并打死人。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小业主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据红卫兵当时宣称说，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红卫兵，是"阶级敌人杀害红卫兵"。此事立刻传遍北京城。此事也立刻报告了文革领导人。查当年的"首长讲话"记录，周恩来总理在几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事件，强调要注意保护红卫兵。文革后，据有的知情者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红卫兵新的暴力行动的口号。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8月26日，白天，清华附中红卫兵打了一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差一点被打死。 晚上，又召开"斗争会"，直接导致了刘树华老师的死亡。第三天，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３岁，都还没有吃晚饭。他们的家被抄了，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着一些还没有煮的菜肉馅饺子，是他母亲准备的周末的晚饭。抄家的红卫兵把生饺子摔在墙上地下，残破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红卫兵要陈家交出"变天账"和"地契"，陈家拿不出来。红卫兵仔细搜查了一通，也没有找到，就把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一起带走。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２８块火葬费。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他的尸体需要焚烧。

   在８月２６日来他们家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陈彦荣还没有下班。他们要刘万才拿出金条和手枪，刘拿不出来，他们就把刘打了一顿。六点左右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口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 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就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他的１2岁的儿子陈树刚也被打了。接著，"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被关在一个厕所里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和刘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充份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他们把几十个老师职员打入"劳改队"，折磨殴打。他们让图书馆管理员李洁跪在一个抽屉里，动弹不得，用火钩子打她。李洁后来被打死。当时北大附中有25个老师和干部职员被打入"劳改队"中，每日受到折磨和侮辱。当时去过北大附中的一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时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使他们这些去"革命串连"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很多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被红卫兵殴打或侮辱。比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房间里供"示众"，其他学生象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去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女学生万红，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实际上是一边被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