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２１４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４６０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杀戮和１９６８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１９８６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工人，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份。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难，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１９９９年，我把整理出来的篇章总称为"文革受难者列传"。开始用"列传"一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４．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１９６６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像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３４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３４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３４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

５．为什么在电脑网上？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在有可能这样作之前，只有感谢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片新的空间，使得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网上文革死难者纪念园。

    建立这个网站，就像我的调查一样，得到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帮助。我写下的来自调查的受难者名录和"文革受难者列传"文章被送进了电脑空间，并且可以不断增添修补。网站原来仅仅放在我所服务的大学中，为了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网址，又租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网站的内容现在是双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