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    　　　　　　　　　　　　　　　·王友琴·

　　　　　　　　　一．题目和方法：事实描述与因果分析

   　　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１９６６年夏天在７６所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这场迫害普遍、残酷，而且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发生那样的故事。于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疑问：学生怎么可能作出这种大规模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事情？也就是说，对迫害性事实的逼近的关注，自然引起了对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试图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本文不打算运用现有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理论来作出解释。如同前文一样，笔者首先利用多年来和几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其次，参阅当时正式或非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查核和纪录那些未被写出的文革事件。不同于前文的是，本文不仅着重事实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能对那一时期的总体图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并对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１９６６夏天，当学校发生大规模打老师事件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迫害同学的事情②。事实上这些学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妨碍革命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家庭出身"。曾被称为"红八月"的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文革运动，并不能笼统称为一代年轻人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运动。

   　　本文试图回答：部分青年学生遭受歧视和迫害，究竟与当时的打老师事件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两种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发生时间的重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４０多名学生，其中１０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有１０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２０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１０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２０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１０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１０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１５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副校长胡志涛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说：

   　　８月４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③

   　　８月４日，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８月５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５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１，６００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老师的死，对她和她的家庭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伤害，在文革历史上也应是历史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也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１９６６年８、９两个月中，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老师是１，７７２人中的第一个。她的死，标志了文革中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当时有两首由北京学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别代表或者说明这两种对象同时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称《嚎歌》④（见本刊ｚｋ９６１１ｂ），用来强迫老师长唱，强迫他们自我诅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对联歌》⑤，宣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尽管当时的电台并未广播这两首"歌曲"，但是它们却流传全国，甚至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质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斗。数位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讲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头发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的４００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脏东西，等等。而且，刘美德当时怀孕，学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摄这所学校开展文革的照片，因为该校的学生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彭小蒙曾经直接得到由毛泽东写于８月１日的一封信⑥（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９ａ）的热烈的支持。那天，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生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如此摆出姿势，由记者照了下来。这一姿势是仿效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生把刘美德一脚踢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由于先天性受伤而死亡。

   　　数位被访者也讲述了这所学校中一些学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学生朱彤，父亲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还被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所学校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并在那里哀求彭小蒙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万红还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她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还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突然把她脚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在打刘美德老师和打万红同学这两个事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细节：故意使她们从高处摔下受伤，显示这完全是一种暴力虐待。施用于教师和施用于学生的暴力虐待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教师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远高于学生。在我发表的两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调查所及的７６所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师是１１名，被打死的学生是１名。

   　　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无法用"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来解释其起因。现在有人甚至会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在处于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怎么可能如此折磨怀孕的女校长呢？又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们的同班同学？

   　　这种对文革史实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报纸上从未报道这些暴力故事。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但却是当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实报道来阅读。当时的报纸用慷慨激昂的词语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为他们叫好，但并不描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

   　　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可阅读当时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写过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文中说：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文中的"自来红"是指"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学生称作"崽子"。从这一类未在当时正式报纸上出现过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运用的语言的粗暴性。同时，这篇文章也表现了明确的权力意向。文章说，为了权力，要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话）斗。他们也实际这样作了，即不但斗了所谓"牛鬼蛇神"，也斗了他们的孩子。从这样的材料，可能能比从正式报纸上较多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真实情景。但是，即使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也难看出本节所描述的折磨刘美德老师和万红同学的事件。

   　　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当时未被记载。对受虐者来说，记载这样的经历如被发现，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施虐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无可非议。当《北京日报》记者拍"再踏上一只脚"的照片的时候，斗人的学生还异常兴奋，说是照片马上就会见报，将此当作莫大荣誉。这张照片后来未被登载。文革结束后，施虐者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受虐者无处诉说这些事情。甚至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可能会回避这些事实。这不但是因为发现事实相当费功夫，而且因为写出之后还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些暴力虐待？解释事实的难度可能会消灭发现事实的动力。于是，在文革历史被湮没、遗忘、掩盖和浪漫化的同时，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质也在记忆的含混中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