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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四.两种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长

     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他们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这座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9名第六中学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那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骂,并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体罚。有一位老师被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一个月后就死了。还有一些人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第六中学的一个老校工徐霈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这种暴力虐待行动的。有一部份学生甚至像老师一样被关进这座监狱殴打折磨。监狱墙上先就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有一次这所学校高中三年级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抓进监狱毒打,血流遍地。打他们的人就用毛笔蘸了他们的血,重描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字。

     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在文革时又被说成"资本家"。文革前王光华曾经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批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他未得到红卫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绑架进学校的监狱。一群同学拿军训用的木枪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觉昏厥过去。当天晚上,他被关在监狱中,伤势沉重,气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华又被毒打。9月28日晚上,王光华死了,时年19岁。

     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老师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据当年抬过王光华尸体的老师说,他们在黑夜中把尸体搬出了监狱小院,又抬着尸体走过六中的校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一个多月,眼见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那时好像连害怕的心情都不会有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感觉到尸体很重,死去的人的身体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这些被囚禁在监狱里的老师,目击了学生如何分裂成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被歧视,被侮辱,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光华是其中之一。另一个等级是出身于"不好也不坏"的家庭的学生,他们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组织,只可以参加一个叫"红联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的意思是作红卫兵的联合对象。到了1966年11月,"红卫兵"成员都到各地"大串连"去了,在夜里值班看守监狱就成了"红联军"成员的差使。最高等级是"红卫兵"成员。他们掌管狱中人的生杀予夺,还把被关在狱中的老师的工资拿去花掉。有一天,是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前,一个红卫兵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大气地说:"老子他妈的上天安门城楼都上腻了。"原来,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当时简称"西纠")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担任纠察,能上天安门城楼。这样说话方式显露出说话人的骄狂得意,也显示他们当时所享有的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巨大无比的恩宠。

     逼近观察迫害老师和迫害同学这两种同时发生的暴力迫害,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助长的。如上文所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老师成为学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难者。但是打死人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或警告,甚至连批评也没有。当时领导文革的"首长"常到群众集会上讲话。查阅当时编印的各种"首长讲话集",在这些首长们的讲话记录中,顶多能找到三言两语的对打人情况的极其温和并且间接的劝告,而且从未具体提到老师被打死的事。接着,在北京101中学(8月17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8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8月25日)等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的事件又再发生。在第六中学,十多位老师被关进私设的监狱。9月27日,学生王光华在第六中学的监狱中被打得失去知觉之后,被关在监狱中的一位女老师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断了手臂。第二天王光华继续被打,终于被打死。如果打死老师的事情先受到管束,如果老师的生命当时不那样被视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华的人可能还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如果他们稍有收敛,王光华或许不至于被打死。对老师的暴力虐待带来了对同学施行暴力虐待的环境。打老师的残酷程度助长了打同学的残酷程度。

     另一方面,禁止一部份同学参加当时打老师打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甚至把一部份学生也当作施虐对象,使得从事文革变成了同代人中一种明显而且巨大的特权。这种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不但使这些人感激给予特权的人,而且刺激增长这些人的激烈和疯狂。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成员不过占学生的20%左右。但是这少部份学生拥有的前所未有的特权使他们控制主导了大局。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打老师的暴力行动是全体学生可以平等参加的,学生对打老师的兴趣可能不会有那么狂热,另外,学生中的一部份人也可能会成为反对派来抵制暴行。而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三个等级的作法,全面压倒了在学生中由于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分歧而引起争论及政治观点派别的可能性。同时,严加打击"狗崽子",也有力地发挥了"杀鸡给猴看"的效应,使得学生中没有人敢于发出制止暴力迫害的不同声音。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当一个又一个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曾经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东西,比如"红卫兵"这一名称、打老师的种种手段、学生私设的监狱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事先策划的,也就是说,可能是自发地出现的。但是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里,无数人可能发明无数新东西,而这些事情独独能得到文革发动者的支持而风行一时,并不是偶然的。上面的分析说明了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件事互相助长的功能,进而也能说明二者是相当整合的。

          五.共同后果:暴力迫害的推行与延伸

     把1966年的学生打老师以及打同学称为"暴力迫害",是因为冲突中的双方,一方占有绝对的权力,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关押和殴打另一方,甚至把人打死也没有关系;另一方则只能忍受侮辱和折磨,不能自我辩护,不能自卫,甚至也不能表示投降以保全生命。这样的双边关系,是典型的也是严重的"暴力迫害"范例。

     有人可能会说1967年群众组织间的武力冲突导致的死亡比1966年的还多。动用暴力确实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特性,但是1967年的武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双方互打,可以还手也可以退出的,所以与1966年的暴力迫害有很大区别。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类事件则代表了同一个暴力迫害的原则对不同对象的施行。

     从1966年6月开始,教育工作者被当作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反对当时提出的"教育革命"。在6月和7月"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的时候,工作组领导学生揭发批判老师,尽管在文革以前,老师并无权力来决定教育路线及体制。一些老师被工作组划入"四类",面临撤职、下放、劳动改造的命运。一些老师不能忍受压力和羞辱而自杀。8月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迫害升级,变成暴力性的。游街、体罚、剃"阴阳头"、进"劳改队"、唱"嚎歌"、用铜头皮带打等等暴力手段纷纷加诸于老师们头上,尽管他们未作任何反抗。

     对于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大规模的迫害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的广为传播而兴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1966年8月初这副对联开始流行时,在北京有过辩论,有过不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提出不同意见者的人数极少,而且在中国音乐学院礼堂的"辩论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会场上就被打。另外,更重要的是尚能发表不同看法的不是那些首当其冲身受其害的"混蛋"——他们根本已经失去了发言权,除了承认自己是"混蛋"以外,什么都不能说。当受害的一方不能对"对联"做任何批评时,就意味着他们只能接受对他们的或许重一点或许轻一点的虐待,而没有别的选择。至于这种虐待的轻重,全然掌握于他人之手。

     暴力迫害并非新东西。但是,由一部份学生大规模地施用于老师和同学身上,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发生于1966年夏天的这一场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在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起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受令离开学校后,有二百多成员的"红卫兵"控制了学校,包括学校的"劳改队"。那时,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迫在胸前佩戴一块黑布,上写"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多次遭毒打。万邦儒被打得肾出血。韩家鳌不得不不断服用专治外伤的"云南白药"。团委书记顾涵芬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化学老师刘树华被斗争后从学校的烟囱顶端跳下身死,时年26岁。

     同时,这个学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斗争、被打、被强迫"劳改"。1966年8月26日深夜,当刘树华老师跳烟囱自杀时,高三学生郑光召也正因被毒打而病危。高二学生郭兰蕙的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斗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还有一个初二的女学生卧火车轨道自杀,未死但终身致残。

     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普遍建立,这种暴力迫害也在各学校普遍发生,而且,从学校内向学校外发展。从打老师和打同学开始,发展到了打社会上的各种"牛鬼蛇神"。抄家,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打人甚至打死人,到处发生。比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打斗,以后自杀。从1966年8月26日起,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目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并且持续到9月2日。9月2日起才降至二位数。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了。

     这种暴力迫害的打击对象继续扩大,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以外的干部——当时称为"当权派"——头上。这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试图保护这些人。在一份1966年8月30日由"北京师大女附中、化工学院附中红卫兵"发出的《告工农革干子弟书》⑧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革命干部的家一律不许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份子的当权派的家也不应查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的,一律不许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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