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１７７２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１９８６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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