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是现在电影、小说中"反面人物"，好象面目都差不多。实际上，作为"文革"中一种积极的、走红的人物，"造反派"并不总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名称也有过几次改变。常有文章控诉"文革"对自己的迫害。如果把各篇文章拼接在一起，会发现这一文章中控诉别人的人，可能正是另一文章被别人控诉的人。倒也未必是作者说了假话，因为各自说的是"文革"不同时间的事情。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确实显得"厚脸皮"。这里并不想对这种情况作更多的批评，只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今天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只记得自己被整而忘了自己整人，那么当时的问题则出在自己身受痛楚时才反感"文革"，灾落他人时却不管不顾。

   几年以前，作家冰心说到"文革"中有幼儿园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孟里的脏水时，提到两种有关的解释。一种认为孩子是受了"革命口号"的蒙骗，另一种认为残忍行为来自"人性恶"。冰心赞成前一种。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原谅孩子们，前一种解释自然是适宜的，但后一种解释其实也能成为一种原谅理由，因为这种解释只追究天性的因素，却排除了人的选择可能。如果人不拥有选择可能，那么他自然也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是简单化的。残酷行为显然和"文革"领导者的支持、纵容及暗中指使有最大关系，但报纸上也登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的话。种种耸人听闻的酷刑的细节，一般并非由指令性设计而来。想象力和创造性为什么朝这一方向发展而不朝相反方向呢？这很难用对"革命口号"的服从作出充分的解释。另一方面，把问题一下子归结到至高至深的"人性"上，又过分简化了事物发展的中间过程。就算人类有攻击的本能，但攻击什么，怎样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性的习得。当然，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正处在文化模式的学习阶段中，和成年人不同。

   看起来，林彪，"四人帮"这些人具深谙控制、操纵群众的方法。狂热的崇拜和绝对的服从往往和残酷的行为互补。他们要人们服从他们，听命于他们，为他们扫除敌人。他们可以强迫人们这样做，但也可以给予人们一些"好处"使他们这样做。这"好处"可能是物质的奖赏，职位的提升，还可能是给予一种虐待同类的特权，或者，欣赏别人的痛苦的资格。后一类给予是廉价的，可以说不费一文，然而，不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个普普通通的、曾被教师管着、被考试压着的学生，忽然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忽然出人头地，高踞于万人之上。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使他们乐于执行某种罪恶的命令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内心缺乏道德感的人不可能战胜这种诱惑。况且这些诱惑又有种种"革命口号"包裹于表面。这些口号，在语言修辞上，是夸大的，虚张声势的，迎合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取向。关于那个时候的文字语言风格，就非常值得研究。回顾"文革"历史，最狂热最绝对的服从和崇拜往往是和最严重的迫害行为同步发生的，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联系之一。

   事后，一些人说，他们是受骗了，他们当初是出于革命的愿望等等。他们说得很真诚，也很少或不提那些年里造成的悲惨事情；也许，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没听说。"文革"十年，我们真的就象小《牛虻》里那个早年的"牛虻"--亚瑟吗？由于种种原因，五、六十年代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在小说里，亚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嫉妒心时，无意中泄露了革命活动的秘密。如果我们真是亚瑟，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使我们推托掉自己的责任，推卸掉良心上的重负。--然而，可能正因为这种心理的需要，我们的记忆才替我们编造了一个简化了的或者美化了的过去。记忆，是有选择的。人很难记住那些不想记住的事实。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社会大思潮转换了方向。对于"文革"，人们会记得"我受了迫害"，却可能"忘"了他怎么加害于人；人们会说，"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却"忘"了他当时洋洋得意，唯恐别人不知道他那有幸受宠的地位。正视事实的结果是不愉快的。所以，你难以承认你的邻居被抄家时你无所谓的心情，如果你们吵过架，你还可能闪过"活该"的念头。同样，你也很难承认当你的某个很出风头的同学被游了街，你也会有过"谁让他那么骄傲"的想法。更不要说，在批斗会上，因为上纲高，嗓门大，拳头重，你会获得某种赏识和青睐，这使你乐不可支，野心勃勃，一心只想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却不想你攻击别人是"特务"、"反革命"之类是否具有证据，将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说你从来不曾思考你行为中的善恶问题，那么不会是因为来不及，多半是你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别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如果保持缄默，听之任之，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一不公正原则。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所以，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原则问题，从而也关注别人的痛苦。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和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性伸缩的道德范围，或者说人们往往多利害关系的考虎，少是非原则的关心。"文革"的教训说明了这一传统必须转变。

   六十年前，鲁迅曾说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医学学校里看到的一些幻灯片子。幻灯片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这一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幻灯片上，日军正确下一个替俄军做侦探的中国人的头颅示众，许多中国人围着观看这示众的情形。这种麻木和冷酷，使鲁迅对国民精神的病态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感独。这种"看客"态度起码错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人丧失了是非心和道德感，人格退化。二是使人们在欣赏别人的痛苦时纵容了这种制造痛苦的原则，最后免不了弄到自己头上，大多数人都吃大苦头。也许，正是一个羞为"看客"的想法，促使鲁迅拿起笔来介入生活，试图改变生活。然而，这不容易。用"全体利益"来说服人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享有的是个人的利益，比如，经济落后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了，但是一个想改变自己低生活水平的人却不必非依靠于发展经济改善全体生活水准，通过增加自己在一个总额不变的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能达到目的，而且，看到其他人没有他所有的，往往使他更感惬意。所以，除了呼吁人们反省自身、改善道德之外，必须通过法律制度，遏制种种无用有害的争斗，把生活的活力导向那些生产性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揭示一些令人难堪的往事，并非为了针对某些个人，不过是为了说明，如果不能克制自己低层的欲望，不能经受权力--残酷的诱惑，不能超越既得利益去关心是非原则及生活前景，就算第一次是"上当受骗"吧，第二次、第三次还会继续如此。

   3、大跨度的虚伪，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消弭了心灵的紧张，但做戏式的行为也使生活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必定会记得小说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动的关于虚伪的故事。虚伪也许是文明社会难以避免的东西。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控制人类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们之间总是相冲突。由于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他心里的欲望。病的发生。但《儒林外史》表现了另一种虚伪，不是心灵和行为的冲突，而是行为和行为的矛盾。读书人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可以背得出"圣贤"种种教导，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并不遵守这些，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虚伪的严重程度。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和把女人的脚人工制成残废、把男人阉割了做太监这些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并存，彼此相安无事，各时各，无所谓。这也给后来的批判者带来了麻烦。如果只批评那些"圣贤"书上的话，可能曲解了整个生活事实，因为有些话本是只说不做的，另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这里使用"大跨度的虚伪"，指的是矛盾着的两端，中间相隔太远，差得太大。比如，一个人说的是他想改善孤儿院的伙食，实际上，他只肯捐给孤儿院无济于事的两块钱。这是一种虚伪，但是一种跨度不算大的虚伪。说的和做的一旦拉开了距离，好象橡皮筋拉长后产生一种紧张，毕竟还对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他不致走得太远。但是如果说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后，比如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都献给孤儿院，同时却贪污公款大吃大喝，这时，紧张已不复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过长，断了，人格的两端分裂开了，彼此不同，却并不紧张。比如《儒林外史》里两个讲"纲常"的秀才舅爷，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这两位收了妹夫的银子，就再不管什么"纲常"不"纲常"了。小说没有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想来也没有什么内心冲突，所以小说也就不写了。再往后，这两位可能也依然又讲纲常又捞钱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虚伪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是和传统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甚至还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树立这方面的样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闪"一下都没有过，实在是太"完全彻底"了。另一方面，他们争夺权力，玩弄权术，大搞阴谋，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当然，由于他们是上层人物，当时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面。但是，却使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分裂也是严重的。

   比如，"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很多年里一直叫得很响。"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的党的机关进行，被冲击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体力劳动者，运动一开始，各单位"有问题"的人便被命令去劳动。到1966年8月，各单位有了人数众多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而"牛棚"则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说法。"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等等。机关单位没有我少正经活路可做，就让"牛鬼蛇神"们在大太阳底下拔庭院里的草。把劳动视作一种侮辱，一种惩罚。所以，事实上，"文革"弄得劳动越来越不光荣了。更不要说极左路线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数最多的体力劳动者农民生活困难，很难让人羡慕。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轻视劳动的思想是很重的，这和体力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传统经济结构相适应。长衫、长指甲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标志都是和不进行体力劳动直接相关的。"文革"中，说"上山下乡光荣"，"走'五七'道路光荣"，实际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首先被派往边远艰苦的农村，而且几乎没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干部才长期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优越，人们也不会热心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