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绐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８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８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１日，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