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八月祭/王友琴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