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2]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3]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需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4]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5]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大规模地镇压言论、思想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6]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7]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胡斗乱揪。譬如□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的「分子」。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8]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一说到一九六○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见所附影印照片）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著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9]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10]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是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他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